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杨勇平：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优化进路

   发布时间: 2025-03-20    访问次数: 17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着眼于“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提出“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1]的重大战略任务。面向十年建成教育强国的重大目标和紧迫任务，高校应进一步增强使命自觉，深刻认识和把握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对提升我国教育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国际影响力的关键支撑作用，全面总结和学习借鉴全球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过程中的有益经验，遵循教育规律，结合办学实际，以系统思维推进拔尖创新人才早发现早选拔、一体化培养、数智技术赋能、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等变革性创新、整体性重构，不断提高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质量和能力。
战略坐标：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何以成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人才是第一资源，拔尖创新人才是人才资源中最关键、最稀缺的资源，是国家创新优势集聚的中流砥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只有源源不断地为各行各业培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才能为我国教育在全球格局中塑造优势提供战略支撑和强大合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1.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是提高人才竞争力的战略支点
在全球化与科技革命深度交织的21世纪，人才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性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3]，将人才发展置于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位置。拔尖创新人才不是指特定类型、标准统一的某类人才，而是不同类型、不同行业中具有突出创新能力的高级人才。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人才引进”向“自主培养”转型的关键期。一方面，国际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欧盟《地平线欧洲战略计划》等战略均以巨额资金吸引全球顶尖人才，试图构建技术壁垒。在此背景下，唯有通过本土化培养体系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人才，才能打破技术封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另一方面，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具有显著的“链式效应”。以“强基计划”为例，该计划通过选拔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的顶尖学生，为其配备优秀导师团队和跨学科培养平台，已在试点高校中涌现出众多青年才俊。这种“尖端突破带动整体提升”的模式，有效优化了我国人才结构的层次性与可持续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随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实施，我国科技创新人才队伍不断壮大。1991年以来，我国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研发人员总量增长了10倍，2012年突破300万人年，2013年超过美国，2023年达724万人年，连续11年稳居世界第一[4]，人才资源科技创新红利持续释放，为未来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人才储备。
2.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是提升科技支撑力的基础先导
科技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拔尖创新人才则是科技发展的先导力量。作为人才梯队中的“金字塔尖”，拔尖创新人才兼具深厚的学术造诣、突出的创新能力与强烈的家国情怀，不仅在科研领域取得卓越成就，更能引领科技发展方向，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其质量直接决定着国家在全球科技竞争、产业变革和文化引领中的话语权。一方面，基础学科与前沿领域的突破依赖于基础类拔尖创新人才。当前，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空天科技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要求人才具备跨学科视野和原始创新能力。例如，我国在“九章”量子计算机、“嫦娥”探月工程等重大科技攻关中取得的突破，背后是顶尖科学家团队的持续深耕。这些突破不仅彰显了基础研究的战略价值，更凸显了拔尖创新人才在攻克“卡脖子”技术中的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产业转型升级亟需工程类拔尖创新人才的实践转化能力。在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既需要一流的科学家探索理论边界，更需要能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工程技术人才和大国工匠。例如，华为公司在5G通信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得益于数以万计的研发人员中既有基础算法专家，也有精通芯片设计的工程领军者。
3.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是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路径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影响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拔尖创新人才则是国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一方面，拔尖创新人才具备前瞻性的思维和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准确把握科技发展趋势，提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方向和课题。他们在开展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与国际同行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科研项目和技术攻关，不仅促进了知识的共享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还将为我国带来更多的国际资源和机会。同时，他们产出的创新成果，通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参与国际学术会议等方式，充分展示我国在科研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创新能力，不仅提升了我国的学术声誉，还吸引了更多国际学者关注我国科研动态。另一方面，拔尖创新人才能够促进国际人文交流，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我国的文化魅力和价值理念，增强了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认同感和亲近感，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西湖大学施一公团队在剪接体结构解析领域的突破，不仅为生命科学领域作出原创贡献，更提升了我国在基础研究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这种“以人才优势塑造国际竞争力”的模式，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教育强国国际影响力的生动实践。
基本遵循：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体系优化需把握“四组关系”
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体系优化是一项打基础、管长远的系统工程，需要把握好价值性与工具性、个体性与普遍性、历史性与时代性、主体性与客体性等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其实现动态平衡，共同服务于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发展。
1.坚持价值性与工具性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应该始终遵循“为谁培养人”的根本方向和“培养什么人”目标导向，坚守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这也是其价值性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应该与时俱进地创新教育教学模式，解决好“怎样培养人”的具体路径，实现价值性与工具性的有机统一。在教育强国的大背景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需与国家战略深度耦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既要培养德才兼备、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也要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的基础学科领军人才。而在路径选择上，需要突破传统“学科壁垒”、单一育人模式等瓶颈，以系统化的培养工具为人才培养目标实现提供支撑。坚持价值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并非机械叠加，而是需要在实践中动态调适。一方面，需避免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例如，部分高校过度追求“竞赛获奖率”“论文发表量”，忽视了对学生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的培育，导致培养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另一方面，也需警惕脱离实际的空洞理想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应紧紧聚焦国家战略布局和产业发展需求，让理想和现实彼此辉映。比如，兰州大学与校友企业隆基绿能共建隆基未来技术学院，通过“需求导向—项目驱动—成果转化”三位一体模式，打破学校传统的教学科研模式，实现了从人才培养到技术创新的全链条衔接和以价值性引领工具创新、以工具性助力育人目标实现的耦合联动，集中体现了价值性与工具性辩证统一。
2.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人才培养中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历史性，扎根历史、尊重历史，传承发扬好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教育实践中积累的丰富育人经验和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继承发扬好近代以来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中积淀的先进经验做法，吸收借鉴全球先进教育的创新经验，为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提供参考和支撑。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时代性，着眼当下和未来教育的挑战与困境，立足我国教育实际进行本土化创新。当前，全球化、数字化等深刻改变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范式，要求高校既要扎根我国大地办大学，又要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更需以创新思维应对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兰州大学与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合作办学的威尔士学院，依托两所百年名校优势，以培养新时代具有国际胜任力和国际传播力的国际化复合型设计人才为办学目标，充分挖掘整合中国优秀历史、文化、艺术资源，共建共享课程资源，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探索既有我国特色又融合国外教育特点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此外，德国的精英大学计划、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交叉计划、加州理工学院的灵活选课制等等，这些案例都为我们创新人才培养理念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鉴。因此，在拔尖人才选拔和培养中，我们要遵循和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原则，努力培育既扎根中国文化土壤又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新时代拔尖创新人才，真正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的历史性跨越。
3.坚持普遍性与个体性相统一
普遍性是人才培养的共性和普遍性规律，个体性则反映了个体的天资禀赋、兴趣爱好、能力特长等特殊性，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又受共性的制约。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尊重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塑造学生的创造个性，因材施教、精准滴灌，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特长，挖掘学生的科研潜力，激发创新动能。复旦大学实施的“本科生学术研究资助计划”“本科生荣誉项目”，兰州大学推出的“微专业”“微课程”等，都是尊重学生兴趣爱好、自身优势、自主选择的有益尝试。与此同时，每个人素质能力的提升都是一个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些暂时的、局部的、预期外的困难和挫折，要遵循教育“长周期”“慢变量”的规律，切不可急功近利，“拔苗助长”。
4.坚持客体性与主体性相统一
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是学生主体和育人客体共生共赢的过程。学生在培养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发挥学生主体性就是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赋予学生自主选择权，让其主动参与人才培养，而非被动接受，进而有效提升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山东大学“尼山学堂”面向文、理、工、医全体在校学生招生，采用“1+3+3”本硕贯通培养模式，本科阶段不分专业，学生可在哲学、文学、历史学3个专业中任选一个毕业，硕士则根据主修方向，颁发相应硕士学位，充分彰显了学生的主体性。但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更要注重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这离不开政府、学校、科研院所、企业、教师等的支持配合。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的趋势下，产教融合、科教融合正在持续深化，未来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必将突破传统的“学校—学生”二元结构，形成以学生为主体，政府引导、学校主导、企业参与、社会支持的育人共同体，让拔尖创新人才在更加优质的平台上快速成长。比如，西安交通大学“丝绸之路创新港”汇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资源，学生可通过“双导师制”同时获得学术指导与产业经验，有利于创新动能和创新成果充分释放和转化。
实践进路：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体系构建的优化路径
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已在我国探索实践多年，但仍然存在选拔标准同质化、学段衔接机制虚化、培养模式单一、评价体系滞后等制度性障碍，区域间数字鸿沟扩大、协同育人机制不畅等现实困境和人才培养的个性化需求与规模化教育供给之间的深层次矛盾等。只有建立完善全过程全方位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才能真正将制度要求、制度优势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优势、竞争优势。
1.学段贯通：拓展多通道选拔矩阵，实现人才早发现早培养
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与培养是构建人才竞争优势的战略起点。当前，以考试为主的评价体系难以全面识别学生的创新潜质，亟需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选拔机制，构建覆盖基础教育至高等教育的全链条育人网络，形成“选拔—培养—反馈”的良性循环。一是要加强科学教育，推进课程改革，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知识纳入大中小学科学课程体系，通过科普宣讲、实习实验、创新竞赛等活动，激发学生好奇心，培养科学思维，为“早发现”打好基础。二是大中小学要联合搭建“早发现”平台，举办暑期科研营、学术夏令营等研习活动，实施“未来科学家培养计划”“科学训练营”等“大中衔接”的研习项目，为学生提供接触前沿科技、激发潜能、展示自我的机会。三是要深化招考制度改革，总结已有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经验，针对不同学科领域、不同成长阶段制定差异化评价标准，完善过程性评价制度，建立“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机制，充分选拔吸收具有科研兴趣与创新特质的学生进入培养体系。四是完善动态分流机制，按照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特点，构建覆盖全学段的“人才成长档案”，实施“弹性学制”，加强学生的动态监测与适应性帮扶，建好拔尖创新人才“蓄水池”，有序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早发现、早培养、早成才”。
2.要素重构：完善一体化培养体系，促进人才能力进阶提升
拔尖创新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是一个具有长期性、贯通性的系统化链条，需要构建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链条培养体系。当前我国拔尖创新人才教育体系存在着学科交叉不足、产学研融合不够等问题，亟待建立完善“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育人格局。一是要建立跨学段联动机制，统筹实施好“沃土计划”“脱颖计划”“强基计划”，推进本研贯通培养，打造各学段一体化贯通的课程、教材、科研训练体系，帮助学生在知识储备、思维模式、创新能力上实现平稳过渡、进阶提升。二是要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依托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专项建立学科动态调整模型，每年更新战略紧缺领域清单，重点布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学科专业，培养国家战略急需的基础学科人才、卓越工程师等各类人才。三是要重构高校课程体系，按照各领域拔尖创新人才需要，高校要分别确定不同学科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素养图谱，以此为牵引推动现有课程体系的革命性变革和整体性重构，全面打开学科专业、学院、学校的边界，加强与政府、企业等的交流合作，引导不同主体深度参与课程体系和内容的创新和构建，形成与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相适应的、面向未来的课程结构。四是要加快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进一步深化产教融汇、科教融合，构建未来技术研究院、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等“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协同育人平台，探索企业全程参与高校人才培养环节变革、要素创新和过程实施，推动教育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让学生在重大科研攻关中接触前沿科技，开展科研训练，努力培育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3.数智赋能：推进教育数字化行动，赋能全过程培养优质公平
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下，教育数字化已成为重塑人才培养模式、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引擎。高校应积极推进教育数字化行动，以数字化重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全流程，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和公平分配。一是打造学科交叉的数字孪生实验室，集成AI辅助设计、量子计算模拟等工具链，构建虚拟教研平台，夯实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智能基座。二是要以数字化转型重构学科生态，以人工智能学科建设为核心增长极，通过“深度学科融合驱动”与“智能技术赋能驱动”双向发力，全面推进传统学科专业的范式革新。搭建基于教育大数据的学科发展智能监测平台，构建涵盖知识生产效能、社会需求匹配度、交叉融合潜力的多维度动态评估模型，促进学科动态预警与调适。三是要以数字技术赋能高水平教育教学资源共建共享，以“教育新基建”为契机，构建全国联通的智能资源中枢系统，打造“资源生产—精准推送—质量反馈”的全周期治理闭环，加快推动实现名师课堂、虚拟实验、智能教辅等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与共享，破解优质教育资源“孤岛效应”，加强师生数字化素养的教育培训，实现高水平教育教学资源的全域化共建、智能化配置、普惠化共享。四是要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个性化学习图谱系统，通过大数据整合分析学情轨迹、能力测评、资源交互等多维数据，构建覆盖认知水平、核心素养、实践能力的动态学习者画像，动态生成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和进阶路径，推动教与学真正实现从“知识传输”向“能力提升”跃迁。
4.机制创新：打造协同育人共同体，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体系的优化亟需破除教育系统内生性壁垒，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形成政府主导、高校主体、企业协同、科研院所支撑的育人共同体，打造目标共融、资源共享、优势互促的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当前，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协同培养虽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在深层次制度架构层面仍存在结构性矛盾：政产学研合作呈现“表面耦合、实质离散”特征，具体表现为组织协同机制虚化、创新要素碎片化分布、评价标准体系错位等现实困境。面向未来，一是要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强化政府战略引领作用，建立跨领域跨部门的顶层设计机构，制定权责明晰的政产学研四方协同章程，构建“需求传导—资源整合—过程监控—过程优化”的全链条协同机制，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耦合。二是要打造开放共享平台。依托高校学科优势，联合龙头企业、顶尖科研机构共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联合体，重点建设学科交叉实验室、产业学院、技术转移中心等载体，构建数字化课程资源库和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实现优质教学资源云端集成、动态更新、精准推送、互通共享，夯实协同育人的资源基础。三是要完善教师多元发展生态，坚持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构建“师德铸魂+专业赋能+实践淬炼”的三维培养体系，创新教师考核评价机制，设立“企业导师”“科研实践”双轨晋升通道，将横向课题、专利转化、学生科创指导纳入教师职称评聘指标体系，激励教师主动走出去争取研究课题、积极帮助企业解决生产难题，同时将科研和生产实践中的成果及时转化为课程内容、教材内容和创新创业项目，转化为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特色与优势，不断提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效能。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N].人民日报，2025-1-20（6）.

[2]张宗益.教育强国背景下走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的思考与实践[J].中国高等教育，2024（7）.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4]国家统计局：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二[EB/OL].https://www.stats.gov.cn/sj/sjjd/202409/t20240918_1956553.html

【作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
（原载2025年第5期《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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