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1983年，高等教育学正式获批成为教育学门类教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按照现行的学科管理政策，高等教育学同教育学原理、学前教育学、教育技术学等二级学科共同组成了教育学一级学科。然而，在国家的宏观政策调控下，学科目录由三级调整为“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两级。“学科目录中二级学科的取消，意味着学位授权审核的对象从二级学科上升为一级学科，意味着过去所有获得独立学位授权的二级学位点的取消（或限期取消），意味着学位授权审核‘大门’从此对所有二级学科‘关闭’，也意味着二级学科单独作为学位点以后无法生存下去。”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合法性受到一定质疑，迫切需要找寻新的学科建设道路，其后，“再学科化”“一级学科建设”等呼吁令学界振奋不已，不过学界仍需冷静思考，高等教育学为何还未成为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是否需要转换方向，寻求高等教育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另一条道路。

2020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通知，宣布设立交叉学科门类及首批进入该门类的两个一级学科，之后设计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区域国别学等多个学科被纳入交叉学科门类。依据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第六条之规定，“学科门类是对具有一定关联学科的归类”，遵照此逻辑，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应当具备相同的学科属性，即“交叉学科是多个学科相互渗透、融合形成的新学科，具有不同于现有一级学科范畴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已成为学科、知识发展的新领域”。综合交叉学科门类下各一级学科的特征，刘跃进指出，“当今的国家安全，已不局限于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而是包括了传统与非传统多方面安全问题，从而越来越具有总体性、综合性”；钱乘旦认为，“国别与区域研究应该是对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区的全面了解，这个‘全面了解’的范围是特别广泛的，不仅仅是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方面”；祝帅指出，“所谓设计研究的‘学科间性’, 指的是设计研究必须同时兼顾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交叉学科的属性”。显然，上述交叉学科均具有跨越现有学科边界的特点，同时采取系统性视角解决综合性的问题或诠释复杂性的现象。

对于高等教育学而言，潘懋元在其《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中道明“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多层结构的开放系统，必须从不同的学科观点，运用不同的学科方法，才能比较全面和深入地理解高等教育，掌握高等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本质上，即便高等教育学内部存在争议，但是多学科始终伴随着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之后，潘懋元再次明确，“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复杂的、具有多层结构的应用性学科，多学科交叉融合是其显著优势和内在需求”。与此同时，他还认为应当将高等教育学设置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自此之后，有关将高等教育学建设为“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的呼声渐起。由此，高等教育学是否有条件在另一条道路上建成一级学科，还需要对其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度探讨。

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大学，而后经德国洪堡模式的发展、美国高等教育实践的探索，已经累积了足够的知识，只是这些知识分属不同研究领域。而作为一门学科得以体系化地构建，其时间尚短且仅存在于中国大地之上，但要明确，“这种学科设置不是以高等教育研究在我国的进展（成熟程度）为基础的，完全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设置的学科与真正意义上的学科相关甚少”。换言之，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知识存在”与“制度存在”之间并不匹配，需要重新思考其学科归属与学科性质问题，以明确高等教育学学科定位，同时也旨在探明其是否为交叉学科。

（一）学科归属

将高等教育学置于教育学（普通教育学）一级学科之下是否合理？这是学界普遍存在的质疑。当然，还存在另一个争议性更大的议题——高等教育学究竟是一门学科还是一个研究领域。在西方，从未有一门称之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保罗·德雷塞尔（Paul Dressel）和刘易斯·梅休（Lewis Mayhew）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没有理由称高等教育为一门学科，因为从各方面看它均是一个研究领域”，其著作《高等教育：一个研究领域》被译成中文后，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重视，且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此争议的论证。于是，西方学界持续强化作为领域的高等教育研究。例如，托尼·哈兰德 （Tony Harland） 论述了作为公开领域的高等教育研究；布鲁斯·麦克法兰 （Bruce Macfarlane） 和芭芭拉·格兰特 （Barbara Grant） 讨论了作为领域的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历程；泰特·马尔科姆 （Tight Malcolm）对15种高等教育期刊上公开发表的567篇文章进行分析，发现高等教育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乌利希·泰希勒（Ulrich Teichler）也曾断定，“在欧洲，高等教育一般不被看作一门学科或一个子学科，而是被看作一个融入了多学科的专题领域”。

从中国本土看，高等教育学虽被冠以学科之名，但亦存在少许反对的声音。如果遵照传统学科标准（内在标准），即在特殊的研究对象、完整的理论体系、公认的专门术语和方法论体系、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等条件，以及学会、研究机构、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学术出版机构等外部建制（外在标准）的约束下，高等教育学的确不能算是一门学科。不过以传统学科标准来规约“年轻学科”是否有苛责之嫌？因为“很难以一个共同的标准来确定一门研究能否典范性地成为一门‘学科’，即便是那些过去被认为安全地建立在‘学科历史’基础上的学术活动，其‘合法性’现在也同样受到质疑”。换言之，需要以发展的视角审视学科标准，不能在学科建设过程中混淆学科成立与学科成熟的标准。所以，学科与领域并不是评判高等教育学是否成熟的唯一标准。但仍要注意高等教育学的特殊性，它能够横跨所有的学科，成为连接“学科之间的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等教育学的“知识存在”越发地表现为学科领域化。除学科规制的要求外，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既是国家发展之需，又是中国学科自主性创新的结果。在潘懋元呼吁创建高等教育学之前，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系统性地研究高等教育的相关问题，而自他提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后，高等教育学日益成为各级政府制定战略决策和科学谋划的“智库”。同时，高等教育学的设立，加强了学者对于学科边界的意识，并始终将其视作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加以构建，因此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这般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知识存在”与“制度存在”一致性较弱，倘若高等教育学维持原本的“制度存在”，可能会阻碍自身的发展。故而要思考，将高等教育学放到教育学下的制度安排是否合理。

从制度安排看，教育学作为高等教育学的上位学科，二者应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第一，中国教育学会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同属于国家一级学会；第二，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机构既可以设置在教育学院里，又可以以独立的研究所存在，还可以设置在其他学院内；第三，高等教育学的学系设置同样有上述三种不同的形式；第四，高等教育学有《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高教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等一批专门的期刊。从知识体系看，虽说高等教育学在学科建立之初曾参考苏联普通教育学的部分内容，但就其实际的学科发展现状看，它始自迅速变动的社会中的大学（高等教育）问题。若深究其学科逻辑起点，可从潘懋元创建高等教育学的缘由窥探一二。他认为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不同于基础教育，有自身的规律、现象和要求。也难怪有学者指出，教育学与高等教育学存在三种关系：“分离关系，高等教育学的问题域超出了教育学的范畴；并列关系，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的理论基础大同小异；借鉴关系，教育学的‘知识’可以为高等教育学所用”，但没有一种是包含关系。总而言之，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归属在逻辑上难以自洽，现有的制度存在阻滞着知识存在，而将高等教育学提升至一级学科并纳入交叉学科门类则达成了制度“松绑”与“顺应”知识的目的。

（二）学科性质

既然有意将高等教育学置于交叉学科门类之下，那么另一个待解决的问题随之出现，即应该如何理解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自高等教育学建立以来，对学科性质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从学科的功能分类看，侯怀银等总结了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性质的五种观点，即应用学科说、主要是应用学科说、应用理论学科说、应用基础学科说、基础理论学科说。从学科内涵看，“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属于社会学科，所以在高等教育学的研究中，应该重视人的研究、历史的研究和个性的研究”。从学科分类视角看，高等教育学是一门综合学科。整合现有观点，高等教育学既是社会科学研究，又是应用科学研究，同时还是综合科学研究。在新的背景下，潘懋元等更新了对高等教育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并指出“高等教育学科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随着学界对高等教育学学科性质的理解程度加深，其综合性的学科特点也更加清晰，但它能否成为交叉学科，还需要对交叉学科的概念与范畴进行探讨。

交叉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罗伯特·伍德沃斯（Robert Woodworth）于1926年提出，用以描述愈加精细的学科分类，以及愈加明显的学科交叉融合趋势。与之相关的还有多学科和跨学科等概念，所谓的多学科是指不同学科以各自学科的理论和范式研究同一个问题，本质上是单一学科的研究，而跨学科与交叉学科的概念具有相似性。伊曼纽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出，“‘跨学科’这一退让形式不仅克服了现存学科的独特性逐渐式微的逻辑，而且也将这些学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重新确认了它们的合法性”。也就是说，跨学科是突破原有学科的壁垒，提出一套全新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方法，形成全新的研究方向或分支学科。而我国的交叉学科是一个发展性的概念，钱学森认为交叉学科是指“生长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地带的新生学科”；刘仲林认为“交叉学科是交叉性学科在内的诸多学科群，如软学科、边缘学科、横断学科等”；炎冰等将其定义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单学科，凭借研究对象的整合、概念的移植、理论的相互渗透和方法的相互借鉴等对现象世界的预测、体认与再现，跨越了单一学科性而独立的理论体系”；李立国阐明“交叉学科是在研究同一问题时出现了学科边界的跨越而形成了新的学科边界与研究范式”。虽然交叉学科尚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但是高等教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并非简单地搬移其他学科的概念、方法、理论等，而是注重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既强调对原本学科领域的改造，又在不断地创建全新的学科领域，形成更为复杂的学科群。以此来看，高等教育学应当属于交叉学科，只是需要高等教育学学者进一步辨明其学科性质。

交叉学科的范畴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逐步完善而得以扩大。1978年3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将系统工程、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史等交叉学科作为国家科研的重点方向。随后，技术经济学、社会心理学、未来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等交叉学科顺利发展起来。1985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连同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未来研究会、中国科学学与技术政策研究会等17个全国性学会（研究会）召开了首届交叉科学学术研讨会，会议围绕交叉科学的共同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这届研讨会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交叉学科领域被学者认同，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创生出了新的概念、新的观念和新的范畴，围绕国家重大问题，展开重要探讨。此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拓宽了交叉学科的建设范围。此外，《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促使更多的交叉学科获得了合法性。有理由相信，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高等教育学进入交叉学科门类仅是时间问题，但是仍需学者不断强化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突破探索性交叉学科的屏障，渐进地向成熟的交叉学科迈进。

1956年，厦门大学开始试开“高等学校教育学”课程；随后，厦门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高等学校教育研究室，招收了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博士。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路径同大多数一级学科的建设路径相似，即大都经历了从课程、专业到学科建设的发展路径，具备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基础。但高等教育学到目前为止未能如愿“升一”，这是高等教育学不得不解决的本质问题。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一级学科应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知识基础和研究方法；一般应有若干可归属的二级学科。依此标准，高等教育学具备了一级学科的条件。

（一）存在独特的研究对象

高等教育学自建立以来，就对研究对象问题投入了格外的关切。如果遵照传统学科标准的观念，研究对象是一个个由边界划分而成的专属领地，数学研究数学问题，物理学研究物理学物象，化学研究化学现象，如此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应当是独属于它的研究对象，但高等教育学中并没有呈现清晰的高等教育现象，而是各门学科的学者借由高等教育看到的社会现象、政治现象、经济现象、文化现象等。这是不是意味着高等教育学不存在特殊的研究对象？事实并非这般简单，“原本多元学科的创立是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为了保证效率而为之”。如今，现实往往混于一团，难以剥离清楚，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高等教育学有或者没有特殊的研究对象。黄海涛认为，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日益表现出复杂性和多元化，因此形成了包括理论、应用、理论应用相结合等三种不同的研究取向。方泽强对此进行进一步细化，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普通高等本科教育现象，人才培养现象，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现象，“学科之眼”映射到的现象，“分离与统一、实体与关系”为一体的现象；又包括问题域的层次划分、活动类型划分等研究对象。刘小强则认为，在复杂性思维指导下，高等教育学放弃了“现象”对象，转向“系统”对象。除此之外，高等教育学的学者时常处于反思与批判之中，试图通过探讨高等教育的特殊矛盾与发展规律、高等教育学的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高等教育学的微观规律与宏观规律等，确定独属于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学科关于高等教育现象的研究只是高等教育学研究对象的一个侧面，仍需从系统层面进行反思。李均从元高等教育学的视角得出，不论从哪方面阐述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都说明了它确实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这在学界没有多少争议。综上，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给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以特定的边界，不过仍需客观看待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虽然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交叉学科，与其他学科存在交叠的领域，但还要进一步将包括交叠领域在内的研究对象标识清楚，加速学科内部的统一与融合，不断强化高等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

（二）存在自树一帜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

对于任何一个学科而言，理论体系的建设都是最本质、最基础和最核心的问题。在现有的学科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学足以在学科丛林中占有一定的位置，但关键在于它能否获得应有的学科地位及尊重，是否能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和学术权力，摆脱“次等学科”的“帽子”。这说明高等教育学需要在理论体系建设上有所进展。在高等教育学成立之初，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曾连续三次将研讨会的主题定在理论体系的相关研究上。几番讨论之下，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研究虽有突破，但由于方法论等理论层面的准备不足，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诚如相关学者的批判，“我们似乎对这些议题并不感兴趣，宁可深陷似是而非的泥淖，也不愿深入其中而探个究竟”。随着高等教育学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理论体系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沈文钦从多元论视角阐明高等教育学在语义维度存在的六种理论：作为命题的高等教育理论、作为特殊现象解释的高等教育理论、对某一高等教育现象的命名和理论概括、对高等教育理论经典著述的研究、规范性或意识形态性的价值主张、类型学作为高等教育理论的一种形式；在对象和范围的维度存在内外部两个层面的理论：内部理论主要包括高等教育教学理论、学习理论、学校内部组织与治理理论等；外部理论则主要分析高等教育系统与外部社会系统的联系与相互影响。由此可知，高等教育学自设立至今，形成了众多本土化概念，创生了部分原创性理论，构建了相对完整的体系，能够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问题，其理论体系自树一帜。

从高等教育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出发，胡建华认为高等教育学历经多年的发展，不仅研究机构和队伍取得了长足进步，在研究水平与成果上也实现了累积，当前高等教育研究已经成为教育研究中最受人瞩目的领域之一，是一门名副其实的“显学”。早在1984年，潘懋元在其著作《高等教育学》中，以总论、分论、体制、历史与方法四个部分构建了高等教育学的知识体系。其后，高等教育学的知识体系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例如，1995年，潘懋元与王伟廉主编的《高等教育学》的各章节之间遵循从古到今、从国外到国内、从宏观到微观、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的逻辑顺序；同年，由胡建华、陈列、周川等著的《高等教育学新论》另辟蹊径，以“历史—现实—未来”为逻辑链条，将全书分成学科论、历史论、逻辑论、价值论、目的论、结构论、过程论、未来论和研究论；2001年，薛天祥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主要从上下两篇讨论高等教育学，上篇以高深而专门知识的教与学为理论体系的起点，下篇着重于高等教育概念所揭示的高等教育及矛盾运动。不同的体系框架体现着学者深耕高等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努力。另外，潘懋元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高等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来源有三：第一类是直接从高等教育学中分化出来的分支学科；第二类是高等教育学同其他相邻学科交织形成的交叉学科；第三类是借助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问题，进而形成的学科。这些不同的分支学科形成了更加复杂的知识体系，整体上提升了高等教育学服务社会的能力，彰显了高等教育学是一门相对独立且极具特色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总的说来，高等教育学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至于高等教育学是否存在独特的方法体系，学界对此格外关注，并开展了较为激烈的讨论。刘小强认为，高等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很难用论述单一现象的方法（如某一学科的方法）诠释高等教育的全部。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具有多学科属性的高等教育学而言，研究方法的选择是多样的、交叉的，甚至整合的。为此，白逸仙提出，高等教育学的特殊性在于它融合了多个不同学科的范式，可以对各专业学科所忽视的研究领域展开深入的研究，进而探索由学科屏障所形成的、暂时未被发掘的知识点。所以，它能够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讨论领域内部的问题，但研究方法绝不能滥用。为此，有学者特意指出，不能毫无选择、毫无顾虑地将其他学科的方法生搬硬套在高等教育研究中，不能不考虑方法与问题之间的适切性，也不能忽视方法自身的使用条件及历史背景，更不能碰见新方法就想着挪用到高等教育研究上，如此不假思索的后果就是产出了不具说服力的结论。龚放对此的评价是，为了推进高等教育学的创新性发展，需要源源不断地引进其他学科的方法，但不能仅从表面上理解，而是要注重对数据的解释以及批判性理解，同时发挥研究范例的示范与累积作用。还有学者对高等教育学的多学科研究方法表示赞同，但也提出了重要的警示。可见，高等教育学的多学科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自身的研究视野，突破了研究方法上的局限，能够以更加多元、开放的视域，深化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体系也逐渐被其他学科采纳，推动了学科的快速发展。总之，高等教育学拥有自树一帜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方法体系，具备成为一级学科的基础和条件。

（三）存在若干门可归属的分支学科

2010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对于二级学科设置的条件进行了规定，“与所属一级学科下的其他二级学科有相近的理论基础，或是所属一级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二级学科要具有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已形成若干明确的研究方向；社会要对该二级学科有一定规模的人才需求”。按照潘懋元划分高等教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高等教育学内部存在复杂且交织的学科网络。如果依据瞿葆奎对教育科学的分类划分框架看高等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基本上可以从人、形而上问题、社会现象、教育活动、实际问题、教育理论等六个部分展开。依据方泽强总结的自学科建设以来的10本有代表性的著作，可以分析高等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上述著作的160个章节（除绪论与结语外），可以划分出高等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比较教育学等21个分支学科。划分高等教育学分支学科的标准虽有不同，但是总体上说，高等教育学存在可继续划分且相对成熟的分支学科，基本上具备了成为一级学科的基础和条件。

“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所以，它要以国家的意识来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国家通过制度与政策调控知识演化的方向，将混于一团的社会现象或问题逐渐剥离分解成能够诠释或解决的要素，即依据学科划分知识，最大限度地保证各学科人才术业有专攻。随着当前的社会现象或问题愈发复杂，国家通过交叉学科的制度安排满足国家重大现实需求。显然，高等教育学作为连接学科的学科，同社会方方面面联系得极为紧密，有必要推进其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前文以学科定位的争鸣论证了高等教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又从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知识体系、方法体系和可归属的分支学科等方面论述了其成为一级学科的基础与条件，但仍要客观地看待高等教育学的不成熟，遵守交叉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对高等教育学的总体要求，以推进高等教育学的蜕变，获得应有的学科地位。

（一）学科视角的开放性——强化整合品性

一般说来，知识先于科学出现，随着人类对知识认识程度的逐渐加深，经知识自主性的凝炼和聚类顺势形成了初期科学。而后，知识又经过漫长的演化以及人为的干预形成了现代科学体系。那么，所谓的科学，“是把关于真相的知识严格按照一定的规则建立起来的具有完美论证性的完整的知识体系”。所以说科学是历史见证下的产物，正如普朗克（Max Planck）在《世界物理图景的统一性》一书中所说：“科学存在着由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打不断的链条。”这是由知识到科学内部演化的结果，当然也存在着另一条科学发展的途径，即“生产—技术—科学”和“科学—技术—生产”的逻辑链条。科学研究的成熟使得知识体系具备了分化成不同学科的可能，而具体的学科知识则用以培养后续的某一学科的专门人才。但是由此形成的学科制度愈加僵化，且形成的学科壁垒阻碍了学科的发展。因而，高等教育学更需要打破传统学科制度的桎梏，以更加开放的学科视角强化其整合品性。

外界一直有一种质疑的声音，认为高等教育学是多学科的“跑马场”和“殖民地”，缺少自身固有的研究边界。但诚如潘懋元所言：“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多层结构的开放系统，必须从不同的学科观点，运用不同的学科方法，才能比较全面和深入地理解高等教育，掌握高等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虽然高等教育学之下有若干个可以归属的分支学科，但借由其他学科之眼，看到的并非高等教育学现象，而是其他学科立场下的现象，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学的学科视角开放性仍然不够，学科壁垒影响着高等教育学的发展。难怪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批判，“大量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并没有生产出预期的、有效的知识，学界对于高等教育的认识也并没有随着研究的增多而更新”。如果还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二级学科管理，那么与其交叉的分支学科由于缺少学科制度的保护，将会倾向于与之交叉的一级学科，高等教育学丧失了作为连接学科的学科优势，相应地也就没有了整合品性。现阶段，高等教育学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学科视角审视高等教育问题，强化整合品性，逐步提升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突出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以发挥高等教育学的应有功效。

（二）研究范式的多元性——凸显系统思维

从交叉学科的创建看，“交叉学科是在研究同一问题时出现了学科边界的跨越而形成了新的学科边界与研究范式”。因而它是知识自主演化的结果，这也意味着对原有学科研究范式的一种创新。一般而言，交叉学科的形成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知识的本质，即在于寻求真理，而这些原本相互交融的知识体系经过长期科学的证伪或经验的归纳被划分成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知识表现得越发专业化、精细化，现代化的学科布局因而成型。不过随着社会问题的愈加复杂，科学对象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足以给思维或工具的单一性带来极大挑战，尤其是全面进入知识生产模式Ⅱ的跨学科以及知识生产模式Ⅲ的超学科范式后，知识的日臻融合倒逼学科的理性转型，即知识生产逻辑的规约要求重新审视学科的边界。这一过程显示，知识体系呈现“综合—分化—综合”的螺旋上升式发展，那么学科“再综合”的过程就是对以往知识的整合过程，不仅拓宽了原有的学科领域，而且以新的标准实现对学科领域的置换。所以，高等教育学要以更加多元的研究范式，系统性地思考高等教育问题，从而保证各分支学科具备相同的基本单元。

我国高等教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多学科的特点，它的知识体系本身就含有一定的交互。与之对应，高等教育学虽然具备了多种不同的研究范式，但这些范式仅展现了高等教育学不同的侧面，正因为缺少系统性的分析，而时常遭到诟病。一方面，高等教育问题的出现要早于学科成立，但是直到今天也没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学并没有多少能够“拿得出手”的成果，没能得到学界同行、局外人乃至社会的承认。因此，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要求高等教育学凸显系统思维，采取不同的研究范式，以不同的维度、多元性的视野对高等教育问题进行深度剖析，探求其背后的成因、逻辑、趋势，在历史与现实之中谋求高等教育学的全貌。此外，还要推进研究范式的多元协同，促进高等教育学的思辨研究范式、实证研究范式和质性研究范式等并存。高等教育学既需要形而上的思考，又需要数据上的验证，还需要通过质性研究追问根由，深入具体领域，以多学科研究方法解决现实问题。总之，如果高等教育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需要以系统性思维，整合多元研究范式，从而提高高等教育学的整体实力，赢得外界认同。

（三）学科基础的夯实性——注重探索成效

交叉学科作为一种全新的制度存在，学界已经给予其足够的重视并付诸行动，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同原有学科有较大区别，尤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性质、学科分类、学科意识、学科价值等方面，交叉学科不是各个不同学科的简单叠加，也并非不同交叉学科各自为战的场域。通常而言，交叉学科不仅是对原有学科的解构，更是自我重建的过程，当然，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回顾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怎样从早期的完整的哲学社会科学中独立出来，某种程度上能够窥探交叉学科如何被提上建设的日程。华勒斯坦认为这些学科被划分出来有三条明确的划分线，“首先，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历史学再加上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再加上东方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其次，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历史学）与现在（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再次，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也存在着鲜明的分界线。”换言之，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学科抑或交叉学科被划分出来，都有一个共同的合理化模式——出于“需要”和“复杂性”。相对于那些较为成熟的学科，交叉学科可谓年轻，因而学科基础相对薄弱，更需要夯实学科基础，促使高等教育学走向成熟。

自潘懋元提出构建高等教育学始，就有一些学者持反对意见。例如，普通教育学学者认为，已经有教育学，没有必要再搞一门高等教育学；比较教育学学者针对高等教育学的现状，指出高等教育学难以成为一门学科，只能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高等教育学在种种“质疑”声中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甚至具备了一级学科的基础与条件，此时又出现了另一批反对高等教育学脱离教育学的声音。虽然高等教育学提出了交叉学科和一级学科的建设目标，但是这一目标转向需要高等教育学不断地夯实学科基础。一方面，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其学科任务、学科内涵、学科范畴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注重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的成效，确保学科基础的夯实性。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学怎样布局与处理内部庞杂的分支学科，推进更多目录外高等教育学的分支学科获得合理的地位，仍需在未来的探索中持续积累经验。

（四）建设方向的实践性——坚持问题导向

交叉学科的建立并非偶然，它是知识自主性演化的结果，同时也是时代推动的产物。依据华勒斯坦的研究，1945年以后，“地区研究”作为一个领域出现，将各门社会科学的学者，有时也有人文科学、偶尔还有自然科学的学者集合在这个多学科“领域”之中，以帮助美国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地区的形成。可见，一门新的交叉学科首要的任务或者使命就是，以当下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为导向，而一级学科可以给予学科建设更大的自主权。2021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交叉学科设置等问题答记者问时指出：“进一步提升对科技创新重大突破和重大理论创新的支撑能力……这两个学科（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理论、方法上涉及较多的现有一级学科，显示出多学科综合与交叉的突出特点。”这般说来，交叉学科关注学科边界交集区域的现实问题，同样也要在整合不同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实现创新，服务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唯有将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放置在一定的高度，坚持问题导向，展开深度思考，才能在学科建设方向上实现超越。

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问题导向是其学科建设方向的根本要求，“微观的，宏观的；特殊的，一般的；从教育问题到管理问题；从具体的院校研究到全国的、世界的一般发展趋势的预测”。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学学者以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研究高等教育问题。但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对人类社会发展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范式转换’，也是‘本体论转向’”。面对更加复杂的问题，原有学科理论单一性的弊端将会显现，因此，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要求高等教育学从全局出发，以系统性思维为前导，以现实问题解决为目的，遵循实践性的学科建设方向。恩格斯曾指出：“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求，则这种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推进科学的发展。”唯有沉下去，做实事，高等教育学才能真正发挥功效，才能赢得社会的关注，才能实现高等教育学的终极价值与目的，最终做实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

“创立一门新学科难，推动一门新学科不断发展、走向成熟更难，更需要长期的、持之以恒的努力。”1983年，高等教育学力排众议获得了学科合法性，在制度红利的作用下，推进了学科的繁荣发展，然而“学科危机”的出现，不断动摇着高等教育学的地位，高等教育学与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还有差距，这条路可谓“道阻且长”。因为，想要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不仅要赢得学术界的认同，还必须是社会紧缺的专业。这样看来，高等教育学进入交叉学科门类并成为一级学科或许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就像当年高等教育学‘出乎意料’地获得正式学科身份一样，高等教育学纳入‘交叉学科’也未尝没有可能！”而这种可能只能寄希望于学科内部建设，在此之上才能有下一步的摸索。

（一）努力探寻高等教育学的“学科间性”

高等教育学拥有多个不同的分支学科，形成了庞大的学科群，不过这些学科与高等教育学仅是单边关系，高等教育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内在逻辑未得到证实，故难以理顺复杂的学科体系。所以，要努力探寻高等教育学与其他分支学科在不同的交往活动中发生的内在关联及其形态变化。按照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学科间性”可以按横向边界属性（传统性学科之间、开放性学科之间、传统性与开放性学科之间）和纵向层次属性（群学科性、跨学科性、交叉学科性、超学科性）等交叉产生七种不同的结果。对于高等教育学这样一门开放性的学科，其学科交叉可能有合作型研究、分支型交叉学科和开放型学科。第一种仅是经验或实用层面的简单搬移，如可以借用普通教育学的基本理论为解决部分高等教育问题提供选择；第二种是将一些学科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主题等嫁接到高等教育学之上，解决跨越两个学科边界的问题，如高等教育技术学、高等教育社会学等；第三种则是由一组相近的学科群共同为高等教育学提供方法论，如高等教育管理学、高等教育经济学等。唯有充分且清晰地认识高等教育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内在逻辑，整体上优化学科体系，高等教育学才能浑然一体，迈出跨向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的重要一步。

（二）重点提升高等教育学的“成果质量”

高等教育学历经4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面向未来，需进一步强化理论与研究的解释力、建构力和影响力”。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的设置是出于国家战略的考量，因而是以质量为前提的。但客观地说，高等教育学相较于西方高等教育研究而言，并未取得多少有分量的成果。其原因在于“西方社会科学在18、19世纪得到了飞速发展，由诸多大师建构的宏观的‘大理论’（grand theory），已经把各种制度背景说得很清楚，人们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问题的共识和分歧也看得很清楚。从制度层面看，西方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在细节、规模上或有折损，但总体制度结构和理论相对恒定，使得西方学者可以进行微观研究”。所以，我国高等教育学应根植中国大地，积极对西方的理论、制度、原则等进行改造，基于高等教育实践，解决真实的高等教育问题，遵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学科发展逻辑，丰富高等教育学的学术成果，重点提升高等教育学的成果质量，以夯实高等教育学的学术体系。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学的人才培养体系、学会与学派建设、学术期刊体系，以及各级各类学术机构体系，为高等教育学产出高质量成果提供支撑与保障，以从“知识存在”上达到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的标准。

（三）积极争取学界和社会的“学科认同”

高等教育学自建立二级学科以来，其“学科危机”不断，不仅包括学科内部人的争论，还有学科外部人的质疑。一门学科建立的动力和目标既是为了获得来自其他学科的局外人的承认和尊重，同时也是为了反抗其他学科对其学科地位的蔑视及共同体内部对其学科身份的否认。那么，对于高等教育学这样一门充满“争议”的学科，必须获得“学科认同”，才能够在交叉学科门类下立足。如此说来，高等教育学要跳出西方话语框架，依据中国高等教育的实践问题，在 “既重视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基底，又开放吸收西方现代话语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扎根中国大地，跨越和整合不同学科的话语，经过逻辑推演与深度思考，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话语体系。这样才能在学科内部和学科之间实现无障碍交流，在此逻辑之上的理论建构与实际探寻才具有意义，能够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学作为学科之间的学科，赢得学界的认同。此外，由于社会对学科的认同存在一把标尺，就像博尼法蒂·凯德罗夫（Bonifatii Kedrov）所言，“各学科的发展不是齐头并进的，而总是有一门或者一组学科作为先导走在前面，它们对其他学科以及整个科学的发展都有引导和推动的重要作用”。高等教育学要成为这个“带头学科”，必然要通过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与合作、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协同作用，凸显高等教育学的重要性，以成为社会的中心，获得社会认同，进而获得应有的学科地位与尊重。

在现有的学科政策环境下，高等教育学面临着严峻的学科危机，我国学者试图通过“再学科化”和“一级学科建设”解决此问题，然而未能如愿。2020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宣布设立交叉学科门类，这为高等教育学在另一条道路上建成一级学科提供了可能。通过对当前高等教育学学科定位的一系列争鸣可知，就学科归属及学科性质而言，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另外，由于高等教育学存在独特的研究对象，自树一帜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体系，若干门可归属的分支学科，它具备了成为一级学科的基础与条件。这般说来，高等教育学可称之为一门交叉学科和一级学科，那么按照现阶段交叉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对高等教育学的总体要求，高等教育学要坚持学科视角的开放性、研究范式的多元性、学科基础的夯实性、建设方向的实践性。不过，应清楚地认识到，高等教育学距离既定目标仍有一定的差距，可以通过努力探寻高等教育学的“学科间性”、重点提升高等教育学的“成果质量”及积极争取学界和社会的“学科认同”等建设要旨，尽快蜕变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