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和“双一流”建设的深入推进，高等教育逐渐转向地方化，地方高水平大学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对地方发展起着支柱性作用。然而，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指数级速度发展并改变着社会的各个行业与领域，这种变革预示着地方高水平大学要承担起促进区域发展的支柱性作用，仅靠因循守旧式履行传统职能显然远远不够，“势必要使传统职能的固有形态发生深刻甚至颠覆性的变化”。近年来，党和国家大力倡导、大学积极推动有组织科研。有组织科研不仅可以促进大学传统科学研究职能固有形态发生新变化，也可以促进大学教学、社会服务等其他传统职能固有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对于地方高水平大学而言更是如此。本文试图对变革时代的地方高水平大学如何发挥支柱性作用、有组织科研如何促进地方高水平大学变革，以及地方高水平大学如何推进有组织科研等关联性问题进行探讨。

“地方高水平大学是指非中央部委所属，在地方院校中担当‘领头羊’‘排头兵’角色的大学，其对地方高等教育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是驱动区域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力量。”相对于国家高水平大学对实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作用而言，地方高水平大学起着基础作用，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方高水平大学帮助区域应对加速变革及其带来的挑战，以高等教育现代化和区域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积极发挥四方面支柱作用，即“了解世界的变化并对此作出解释、提供利用变革过程实现总体利益的方法、教育和培养掌握应对变革所需技能的专家、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崇尚知识的氛围和文化继而促进相互理解和崇尚科学的美德”。

（一）理解和解释变革

　　在“经济和技术的快速变革带来了整个生产系统和管理体制的变革”的当下，区域竞争日益激烈，城市产业同构化问题日益突出，能否主动识变、求变、应变成为各区域脱颖而出的关键。但是，促成时代变革的因素是多元、多面和交织的，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方向、方法和程度也不同，如何在纷繁复杂、风云变幻的局面中看清变革的主要维度、本质特性、实践路径、演进机制及可能结果，非常人所能做到，而如果常人不知道变革是何、为何、如何，又何谈支持变革，更遑论投身于时代的变革洪流。人类的智慧至今尚未设计出任何可与大学相比的机构，“如果没有学院和大学，那么，想理解我们复杂社会的复杂问题就几乎是不可能了，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作为探究高深知识的场所，大学最有可能通过知识创新和人力资本发展，成为理解和解释变革的核心。与此同时，地方高水平大学“因地设立”并“为地服务”的历史特征决定了其必须遵循“为地而学术”的高等教育哲学，同时因所属关系，其对区域发展逻辑与话语体系有着更深的体认，对帮助区域理解和解释变革有着天然的优势。简言之，地方高水平大学能够发挥智力优势、学科优势，创造新知识、新技术，贡献新思想，创生新制度，对变革进行深入准确的洞察和理解，主动向所在区域解释变革，澄清利弊，消除疑虑，引导公众参与变革。

（二）适应和促进变革

面对时代变革带来的纷繁复杂的难题，各区域应该如何实践？“现如今，在多个知识领域的投入对于解决所有复杂问题至关重要，大学则有机会成为最具跨学科特质的机构。”地方高水平大学大多建基于行业特色学校并发展成为多科性或者综合性大学，其学科特色鲜明，综合实力较强，且相较于国家高水平大学，有着“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具体而言，地方高水平大学能够及时聚焦区域发展需要，举全校体制，加强各学科间的合作与融合，“释放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潜力”，开展有利于推进区域适应和促进变革的研究，成为以实际行动适应和促进变革的先行者，以及本区域现代社会有效运行和顺利发展的关键因素，进而在更高站位上引领变革始终朝着符合区域社会发展需要的方向进行。简言之，地方高水平大学有责任与优势以有组织方式实现研究创新，生发出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增进区域社会的总体利益。近年来，各省提出的“高教强省”战略，就是地方政府以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为核心应对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目前，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河南等十多个省市已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与推进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

（三）教育和培养应对变革的人才

　　推动和引领时代变革，依靠的是科技革命、思想和制度创新，依靠的是人才，最终依靠的是培养人才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历史上每一个变革时代，都有其亟待解决的特殊问题，以及对人才的特殊需求。在变革时代高等教育如果不能有效满足当下人才需求，不能精准把握未来人才需求，在人才培养上没有一定的超前性和有组织性，就意味着高等教育落后于时代了，大学人才培养能力出了问题，大学教学传统职能的固有形态需要革新。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看，“双一流”建设大学已经为国家作出并将继续作出突出贡献，但无论招生、培养还是就业，这类大学不可避免地延续精英教育观念，而服务区域发展及提升公民素质则主要在于地方高校。地方高水平大学作为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汇聚地，高质量教学是其立身之本。一方面，在已经掌握多方面知识并有一定自主意识的大学生的思想里激活变革的理念，促使他们从科学的角度理解和认识变革，并用变革的思想思考与解决问题，最终成为应对变革的拔尖创新人才，带动并引领区域创新发展。另一方面，面向人才需求侧，强化校政企协同育人，以培养与各行各业发展相匹配的人才，为区域平稳高效应对变革，提供高质量的人力支撑。简言之，地方高水平大学有责任也有优势聚焦区域重大战略需求，动态调整学科设置，有的放矢培养区域战略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和与各岗位相匹配的人才，以“提升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

（四）为变革创造良好氛围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人们对事实和现实的蔑视与日俱增，且常常在公共话语中用“假新闻”取代事实和现实，这种“反科学”文化不仅不符合大学的伦理体系，而且对全社会而言非常危险，因为它挑战了我们应对变化的重要前提——正确地理解客观事实，并尝试用最好的方式处理它。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所说：“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镇，大学的文化、反世俗成规的生活方式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常常成为刺激周边社区的载体，同时也是他们赖以骄傲的源泉。”作为区域的精神灯塔和社会良心，地方高水平大学积极向上、崇德尚善，是涤荡和清新社会风气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信用、信誉的重要担当者，在为变革营造良好氛围上应该且能够大有作为。在具体行动上，地方高水平大学可以通过深度参与制定国家、区域性战略规划并面向社会解读，加持与战略规划相关联变革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也可以通过组织关于当下重大现实问题的讨论并寻找问题解决方案，向社会表明变革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还可以通过直接参与全社会优先事项，向社会表明变革的急迫性；以及最为根本地通过成为终身教育的核心角色从而促进社会进步等，为变革创造良好氛围。简言之，地方高水平大学有责任、有义务在全区域营造一种崇尚知识、追求真理的氛围和文化，继而促进相互理解和崇尚科学的美德，为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增进人类社会总体福祉的变革摇旗呐喊，成为名副其实的区域发展风向标。

变革时代的地方高水平大学要切实担当起面向区域的支柱性责任、发挥好支柱性作用，势必要认真思考办学的哲学性与组织性问题，在履行办学职能的组织形态上改变长久以来给人留下的“保守”“松散”印象，主动寻求观念突破、制度创新和形态重塑，进行自我革新。从四大支柱性作用的内涵看，“为地而学术”、凝聚学科力量、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崇尚科学与真理的文化氛围是核心要素。而历史经验、现实需要以及未来趋势均表明，有组织科研无疑是牵引地方高水平大学在变革时代进行自我革新、增强办学组织性、更好发挥支柱性作用的有效路径。

　　（一）何谓有组织科研

有组织科研的定义十分丰富，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理解，可以把它理解为科研范式、科研活动形态、科研建制、科研发展规划或科研政策等。作为一种科研范式，有组织科研是一种跨学科、跨部门知识力量整合、系统集成、协同攻关的研究方法，具有突出的导向性、系统性、交叉性等特征。作为一种科研活动形态，有组织科研是相对于自由探索、无组织科研而言的，前者突出了科学研究活动的复合体、共同体特征，并且遵循“组织”活动逻辑，组织成员目标一致、协作配合的意识较强，后两者则突出了科学研究活动主体的个体特征并且遵循“个人”活动逻辑，单打独斗的个人色彩较浓。作为一种科研建制，有组织科研是因应任务需求而形成的“一种制度化实体形态”，其呈现形式或许是可物理感知的大型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重点研究基地（中心、所）、孵化器，或许是无形的但可以感知的组织，如各种跨国、跨区域、跨部门、跨校、跨学科的研究团体和网络等。作为一种科研发展规划，有组织科研集聚多学科多部门力量实现多跨协同，用以解决问题或达成目标，具有明确的问题指向、目标导向、任务所向和实施路线走向，战略设计是贯穿有组织科研的一股强大潜流。作为一个科研体制或政策概念，有组织科研是政府为解决重大问题，尤其是重大现实问题牵头建立的举国科研体制，或者是对大学、科研院所、实验室等科研单位提出的具体要求、推出的政策举措，有学者甚至认为有组织科研“主要就是国家有组织科研”。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学场域内从以上不同角度理解有组织科研，都有其独特之处，但均存在片面之感，把有组织科研理解为聚合战略需求性、交叉融合性、系统集成性三大特征为一体的新型科研组织形态，可能更为适切。

（二）为何需要有组织科研

　　有组织科研的定义不是悬置的而是有价值基础的，有组织科研因其强大价值而生发。

第一，有组织科研是大科学时代、知识生产新模式（如模式Ⅱ、模式Ⅲ）下促进科学进步的需要。认识论观点认为，“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是驱动科学领域取得突破进步的强大力量，然而科学史也表明，大科学时代、知识生产新模式下，“在高速发展的学科领域里的激烈竞争中，不管个体的研究能力有多强，合作往往都是更好的策略”，很多科学问题是由来自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共同攻克的。

　第二，有组织科研是满足更广泛社会需求的需要。政治论观点认为，大学之所以探讨深奥的知识是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而由于“因地设立”并“为地服务”的地方高水平大学的学科专业与区域发展需求的契合度更高，并且区域面临的问题逐渐复杂，地方高水平大学不断被要求满足比以往、也比国家高水平大学更广泛的社会需求。确实，“在知识和创新驱动下，社会处于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变革中，大学与其所在的社会不断产生联系，大学的研究伙伴关系也由政府不断拓展到大学与企业、大学与社会，这对大学的研究活动提出了变革要求”。

第三，有组织科研是政府提高科研资助绩效的需要。大科学时代，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决定国家和各区域创新能力、综合实力的关键因素，虽然由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是驱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内生动力，但是自由探索成本不低甚至还很昂贵，成功与失败的概率不相上下，各地区乃至整个国家“再也无法在经济上负担以百花齐放模式为主的大学科研”，而且自由探索产生的成果很难自动实现从分散到整合、从“无用”到“有用”的衔接和转变，这对于追求绩效的政府而言并不划算，所以，需要通过有组织科研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关键突破上。

第四，有组织科研是促进地方高水平大学与外界开放合作从而提升高等教育贡献度的需要。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象牙塔哲学通常会阻碍大学与其他主要实体之间的有效合作，如政府、工业界、商业界，等等。这已经降低了产生革命性研究发现和开展引起社会变革的成果应用的可能性”。而“有组织的研究有效地发挥了把社会知识需求与大学研究者知识生产能力结合起来的关键作用”，倒逼地方高水平大学由相对于“双一流”建设大学来说的“小透明”转向服务甚至引领区域发展的主要“智囊团”。所以，地方高水平大学有必要变革科研职能的组织形态，着力统合人类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以应对变革时代的各种挑战。

第五，有组织科研还是科研人员推进科研活动的需要。正如前文所言，即使是自由探索也需要相应科研资源支持，有组织科研能使科研人员寻找到资金资助其研究活动，还有机会使用他们单独不能负担得起的昂贵研究设备，大大推进研究进度，也确实“在现实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员因出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的好奇而自发组织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自主研究的情形”。实践证明，有组织科研符合科学发展的外部规律，以及现代社会对于有组织创新的现实需要，有利于服务国家及区域急需，提高地方高水平大学办学质量；有组织科研也能为科学发展的内部规律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对好奇心、自由探索起到保护甚至促发作用。

（三）有组织科研的历史演进

　　考察大学发展史可知，虽然“研究”早在中世纪大学就落地生根，后于19世纪初随着柏林大学的创建而得以正式制度化为大学的第二大职能，同期也产生了讲座制、习明纳、实验室等与有组织科研有些联系的教学科研组织形态，但是，有组织科研与大学的真正“缘分”乃是一个多世纪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事情，在此之前即使存在有组织科研也只是在大学围墙之外，象牙塔哲学仍是大学的处事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把产业和大学置于为国家服务的位置上，组织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有组织科研由此发端，后受益于美国政府采纳万尼尔·布什（Wannevar Bush）《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的建议而逐渐走向制度化，并伴随着研究型大学、创业型大学等新大学形态，以及大科学时代、知识生产新模式的出现而与大学的沟通联系日深。2020年为纪念《科学：无尽的前沿》发表75周年，美国发布《无尽的前沿：未来75年的科学》科教政策报告，“通过改革国家科学基金会，增加技术与创新部门，拓展机构职能，加大关键技术领域研究投入等，美国科教政策改革的重点体现了有组织科研的理念”；2022年我国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将有组织科研作为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举措。由此可见，中美两国都把推进大学有组织科研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加以强调。有组织科研从发端至今日，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其合法性、形态、模式等发生了一系列演变。

第一，逻辑遵循从国家层面扩展至社会层面。从源头上讲，有组织科研是国家干预主义的产物，更进一步说，“曼哈顿工程”是美国政府为赢得战争而整合大学、工业实验室等多方力量实施的有组织科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长久保持综合国力、创新能力的世界领导地位，在诸多领域建立了服务国家战略需要的科研资助制度和机构，实施了从军工扩展至民用领域的形形色色的“曼哈顿工程”，受此启发，社会领域的有组织科研日渐蓬勃发展并有力推动了硅谷等现代高科技经济体的出现，“导致人们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成功的现代高科技经济体的关键是工业界、政府和大学的共同努力”，很多国家因之纷纷学习效仿美国，如今的有组织科研已经渗入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层面。

第二，活动形态变化多样。有组织科研从封闭走向开放，无论是政府还是大学、科研机构、企业主导的有组织科研，在大科学时代和知识生产新模式下，在日益综合复杂的问题域和利益诉求下，非涉密性的封闭式运作越来越少，“任何个体、组织乃至国家都难以单独实现全局性、全链条的创新与突破”，协同、整合各方力量攻坚克难已成为有组织科研的常态。有组织科研从“弱组织”走向“强组织”，由于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任务导向愈发突出，无论是项目制有组织科研还是建制性有组织科研，它的体制以及运行机制包括研究选题、研究过程、研究应用、研究评估等均呈现“强组织性”特征。有组织科研从“领地”走向“跨界”，学科载体始终是有组织科研赖以生发的学术基础，科学问题始终是有组织科研赖以存在的必要前提，但是在大科学时代和知识生产新模式下，随着科学问题的性质从单纯的“学科问题”加速转向为复杂综合的“社会问题”，有组织科研再也不在单一学科内“螺蛳壳里做道场”，而是走出学科固有领地、走向学科跨界，从而更科学、更高效地完成任务使命。

第三，组织模式多态并存。起初，有组织科研的模式呈现为国家主导型，大学、科研机构、产业等响应服从国家安排，致力于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及至后来，得益于国家主导型有组织科研的示范与启发，大学之间、大学与科研机构之间、大学与产业之间的有组织科研行为愈发频繁，由此衍生出大学主导型、科研机构主导型、产业主导型等多种有组织科研模式，同时也出现了政府、大学、产业各方力量相互独立而又协同发力的三螺旋型有组织科研模式。有组织科研的历史演进表明，大学与有组织科研如影随行，大学因“多学科及跨学科的自我变革的天然优势而成为有组织科研的核心力量”，并成为有组织科研过程中的主要理论贡献者或技术设计者，有组织科研是牵引大学办学形态革新的重要力量。

（四）有组织科研实施困境

众所周知，地方高水平大学存在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办学定位不准、责任意识模糊等问题，这些问题困扰也形塑着其科研文化和办学风格。

一是有组织科研的研究特色不突出。“高等院校的竞争促使第二流和第三流院校、新院校和新的高等教育部门逐渐向尖子院校的学术形式和风格、课程和办学标准方向发展。”受国家政策引导和“双一流”建设大学强示范效应影响，一些地方高水平大学“为地而学术”的定力不足，急于“上档次”“升层次”，一味效仿同类型尖子院校或者尖子院校相同学科的研究方向及改革做法，以追求学科同行的认可。然而地方高水平大学的科研受众不仅是同行，还有地方政府和产业行业，这种摒弃特色的随波逐流只会加大科研成果与区域的“沟通困难”，即难以被服务对象所理解、与区域真实需求不相关，以及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精准性，进而导致有组织科研服务区域发展的影响力减弱。

　二是开展有组织科研的科学精神不坚定。有组织科研不局限于纯粹的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越来越“在某些程度上是基于对应用与基础研究之间彼此促进、共同发展的认识”而推进的，关键是有对真理追求与运用的核心精神。然而，由于对政府的财政依存度较高，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存在遵循地方政府战略规划和政策文件的惯性，开展有组织科研很大程度上体现政府意志；同时，企业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因子，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具有比地方高水平大学更大的自由度和独立性，有足够能力率先理解与应对社会变革，从而影响甚至重构市场准则，而后者在很多时候只能被动应对由企业制定规则的市场，开展有组织科研又有着一定的市场导向。地方高水平大学过度迎合各种外部关系，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逐渐丢失了探究高深学问的大学科研本真意义，在开展有组织科研时容易流于问题表面，缺少攻坚克难的底蕴。

三是有组织科研的利益主体不协调。一方面，学科实力不协调阻碍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大学通常是将来自不同学科的杰出人才汇聚一堂，这非常适合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对所有重大社会挑战的研究都依赖这种研究方法。”但现实是残酷的，如前所述，地方高水平大学大多是由单学科逐步扩充发展而来，经过时间沉淀，这一学科已经成为学校的主干或者核心学科，并成为学校发展的制胜法宝。基于此，大多数地方高水平大学在组织跨学科研究时，更倾向于将非主干学科融入甚至趋附于主干学科，而“不同的学术‘部落与领地’都牢固占据着各自的结构和认知位置，捍卫着学术研究的学科疆界，相互之间甚少联结”，成为相对“弱势”学科借以保护自身利益的最好方式，从而导致“跨学科性”无法开展或者开展后只是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研究者实力不均衡致使研究方向较为单一。“在任何高度复杂的组织中，要想使任何决策得以贯彻执行，必须调动各个层次的人员。”然而，在国家高水平大学几乎垄断近2/3的院士等高端人才和各区域激烈的“抢人大战”背景下，缺乏“学术大牛”的地方高水平大学在积极引才育人的同时，也正竭尽全力地“保才”。为了安抚现有“学术大牛”，地方高水平大学倾向于将本就不多的科研资源向他们聚集，并在研究方向的选择、研究团队的组建、研究内容的实施中给予他们极大的话语权与控制权，而其余大多数学者或开展有组织科研或进行自由探索性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以至于有些人为了所谓更好的学术生存与发展空间，将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科研兴趣向“学术大牛”团队靠拢，而在跨学科研究无法实质推行、学科没有重大创新点的前提下，高学术声誉团队研究方向辐射越来越广，学科内部小众研究方向却日渐式微，进而导致学科甚至学校面向区域重大战略开展有组织科研的聚焦点较为单一，成果转化难度加大。

四是有组织科研的协同力不联动。“未来的弹性竞争优势最可能源于大学，它们最适合也最能够促进新兴行业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这种创造力和创新能力是地方高水平大学提高自身显示度和服务能力的关键，输出的人才和转化的科研成果则是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直接体现。可以说，有组织科研连接起大学的主要职能，是大学履行科研和服务职能的创新设计，更是服务人才培养工作的关键手段和地方高水平大学开展高质量教学的协同力量。所以，有组织科研与高质量教学相互协同、相互联动才能相得益彰。然而，教学科研“两张皮”现象仍是地方高水平大学存在的普遍问题，主要表现为：学科专业与行业企业协同性联动性不强、教师对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探索不够、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不深入、学术型教授与教学型教授各自为阵等。有组织科研作为教学的“源头活水”和中介变量，如果不能充分发挥其对教学的关键促进作用，那么最终也会影响其促进区域社会理解和应对变革的核心力量即人才培养质量，进而影响地方高水平大学服务区域社会发展的能力。

变革时代，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可为地方高水平大学办学实现新突破开辟一条新赛道，可以帮助其改变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有办学组织”而无“有组织办学”的窘境，形塑地方高水平大学办学新形态，增强地方高水平大学办学的有组织性，赋予地方高水平大学活力与动力。但是，目前我国地方高水平大学治理中仍存在诸多影响或制约有组织科研活动发展与作用发挥的阻碍性因素，如何使有组织科研在推动学校发展中从外在动能转化为内生动能，确是一个值得探讨并付诸行动的重要课题，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科研政策的外部牵引固然重要，学校自身以积极的姿态主动变革促进有组织科研同样不可或缺，甚至更为重要。具体而言，地方高水平大学要在战略谋划、体制、架构和机制等方面进行系统性优化和整体性提升，为有组织科研提供方向、支撑和动力。

（一）变革大学战略谋划，引领有组织科研

　　一是增强地方高水平大学战略谋划的纵向衔接性，为实施有组织科研举旗定向。“大学是政府下属机构，接受它的调控”，地方高水平大学在变革时代试图发挥好四大支柱作用，必须把自身融入世界格局、国家大局和区域经济社会全局来思考问题，坚持“为地而学术”理念，厘清国内外发展形势及其对区域创新发展系列需求，并立足当地实际，想区域之所想、急区域之所急、做区域之所需，发挥学科科研与人才优势，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先为”与“后为”的改革思路与行动策略，助力区域将国际发展态势、国家战略转化为自身发展需求，这也是地方高水平大学有组织科研的重大价值所在和应秉持的基本原则。因此，地方高水平大学在做战略谋划时应认真梳理研析国际环境及国家和区域社会近期、中期和长期将会有哪些重大、紧迫需求，认真分析自身的学科设置、研究方向、人才优势与这些需求的契合度有多高，以及响应能力如何，不断增强与国家、区域战略的纵向衔接性，在此基础上实施的有组织科研就会紧贴需求，不会偏离方向，并且容易出大成果、好成果。

二是增强地方高水平大学战略谋划的横向协同性，为实施有组织科研汇聚力量。地方高水平大学作为社会组织是社会大系统的一分子，与其他社会组织互为外部环境，持续交换着物质、能量与信息，否则难以生存更遑论发展，在变革时代尤是如此，因而，大学的象牙塔哲学处世之道不仅不可取，而应坚决抛弃。地方高水平大学在进行有组织科研的战略谋划时，应有“环顾前后左右”的横向协同思维和开放办学的主动意识，“应遵循系统协调原则，既要考虑不同层次政策之间的纵向协调，又要考虑相同政策之间的横向协调”，认真分析有组织科研需要什么资源、自身具备哪些资源、还缺哪些资源、能否找到“援军”、能为“援军”带来多大收益等问题，带着解决问题的思路去寻找兴趣相投、相互借力、利益兼容、目标一致的合作伙伴，从而为有组织科研顺利进行汇聚强劲力量。

三是增强地方高水平大学战略谋划的内在系统性，为实施有组织科研及有组织办学谋篇布局。大学战略谋划是一个系统设计，有组织科研应该有机嵌入其中。在这个系统设计中需要抓住若干个能够推动有组织科研的内部关键节点进行重点布局，主要包括学科研究方向的设定、大人才和大团队的引育、大研究平台（基地、实验室、智库等）的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组织架构的创新设置、内部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等，这些关键节点联合构筑起有组织科研运转实施的四梁八柱，同时还将大学主要职能有机串联起来，为地方高水平大学以有组织科研为新突破口增强办学组织性和撬动整体发展提供了基础，所以，在关键环节的谋篇布局上要加强相互间的内在系统性和有组织性。

四是增强地方高水平大学战略谋划的科学应变性，为实施有组织科研提供及时指引。变革时代，唯一不变的是“变”，战略谋划的初衷正在于“积极地应对现实的变化，克服它，驾驭它，或者抓住其潜在的契机”，但是这种应对不是毫无章法或者追赶时髦的应对，而是有其规律可寻、有其趋势可预的应对。地方高水平大学有组织科研关涉区域战略、大学发展，对地方高水平大学有组织科研的战略谋划不是“一次搞定”“一劳永逸”的事情，而要因时因势因规律进行优化调整，以确保有组织科研既有战略定力又能与时俱进。

（二）变革大学发展体制与架构，支撑有组织科研

　　一是主动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部署，为实施有组织科研进行资源准备。地方高水平大学是一个区域人才培养的主力军、重大科技创新策源地、重大战略决策智囊团，在开展有组织科研方面拥有科研院所等组织不具备的一些优势，但同时又缺乏其他组织拥有的项目、资金、平台等资源，所以，需借助外力，加强与高能级科创平台、高端智库的融会贯通，通过负责人相互兼职、科研相互协作、人才相互聘用、育人相互融通、平台共同建设等途径，实现校内校外两种资源整合，架构起促进地方高水平大学有组织科研的开放性资源平台。

二是优化内部学术组织架构，突出横向交叉性，为实施有组织科研进行学术准备。大学以学科为单元的“松散联合”式传统学术组织架构，利于学者孤寂的天马行空的自由探索，适合小科学时代的知识创新。大科学时代，知识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多跨协同的有组织科研要求大学与时俱进地清除学术交流阻隔、融通学术创新要素，因而地方高水平大学势必要革新、重塑传统的学术组织架构，建立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互联互通的新型内部学术组织架构，甚至可以大胆探索“无院系”设置的学术组织架构，以宽口径的学术枢纽或前沿性的学术领域为核心，汇聚校内教师、学生和平台等资源，为实施有组织科研破难清障。

三是优化内部行政组织架构，突出治理集成性，为实施有组织科研形成治理基础。有组织科研的治理不是校内科研管理部门一家之事，它涉及师资、学科、研究生教育、平台、资金、对外合作等众多管理部门，如果步调不一致，满足不了有组织科研的需要，则有必要建立横向协同的跨部门有组织科研治理机制，专门研究促进有组织科研的政策举措、研究解决有组织科研的保障问题等，以系统集成、快速有效的治理效能支撑有组织科研发展。

（三）变革大学评价机制，促进有组织科研

　　一是建立考核特区，赋予有组织科研成果贡献的自主分配权。目前不少地方高水平大学对多人合作或团队研究成果的贡献如何分配做出了比例式指导性意见甚至统一标准，这种“一刀切”做法表面上承认了成员各自贡献，但实际上可能是为了行政上“好管”，如果被认为分配不公，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大学有组织科研，顾名思义，其组织体系、成员分工及协同机制应是明确清晰的，组织者和成员最清楚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小，也最有资格决定成果贡献如何分配，所以，地方高水平大学应建立有组织科研考核特区，赋予其成果贡献自主分配权，分配结果通常比行政“一刀切”的分配结果更有说服力，同时可为与之相关的学科评价、教师评价等提供有力依据，更有利于维护而不是拆散“有组织”。

　二是改革学科评价，扩大有组织科研成果的学科惠及面，调动学科支持有组织科研的积极性。大学教师身份多维，是大学的成员、专业的成员、项目的成员，但是最本质上还是学科的成员，对学科的忠诚度最高，学科是其学术生命、学术职业的依托，即便在不以学科为语境的知识生产新模式下也依然如此，所以，有组织科研争取学科的支持至关重要，有了学科的支持，有组织科研才会有思想基础、技术支撑，参与有组织科研的学科成员也才会卸下可能被认为不忠于学科、“荒了自家地种了别人田”的心理包袱。作为对学科支持的回报，大学应对有组织科研成果的运用做出相应改革，尤需在学科评价中明确将学科成员取得或参与的有组织科研成果视同为学科重要成果并纳入表列成果，这种人才双聘、成果互认机制将有效推动学科发展与有组织科研互惠共赢。

三是改革教师评价，将教师参与有组织科研及其贡献度引入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激发教师参与有组织科研的主动性。没有教师参与的大学改革，很难取得成功，没有涉及教师切身利益的大学改革，很难吸引教师参与，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是影响教师个人学术职业发展的核心制度，主要包括以业绩考核评价为基础的岗位聘任、职称评定和教师激励三大制度，这也是地方高水平大学实施教师教学、科研和服务等各项改革能否取得实效，必须牵住和用好的“牛鼻子”。由于大学自由探索的历史惯性和组织特质，地方高水平大学有组织科研几乎不可能自动生发，需要有牵引教师行为的有效制度供给方能实现，因此，把教师组织或参与有组织科研作为教师考核评价的重要考量范围，以条件、要求等形式融入岗位聘任、职称评定和激励政策制度，相关成果能够在教师考核评价中得到明确认可，将会增强教师的合作意愿，促使其热心参与有组织科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