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一直是我国“人才强国战略”实施过程中最为关键的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教育领域具体体现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政治属性，体现了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政治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活动自身规律，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必须补足“短板”，加强“卡脖子”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导下，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如“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强基计划”“推动研究生教育，培养高层次人才”，旨在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关键核心领域选拔、培养、输送拔尖人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展开，我国迫切需要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而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在拔尖创新人才。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拔尖人才选拔培养的价值取向的论述，系统梳理分析拔尖人才培养的定位、目标和方法，对于我国拔尖人才培养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现实定位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纵观国内外现实，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培养具有爱国精神和社会道德的青年拔尖人才是强国战略的重中之重。

从国内发展的角度来讲，为党为国培养优秀人才，是我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实现中国梦的必备条件。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具有突出创造力的拔尖人才是推动科技创新、文明进步和思想繁荣的最关键因素，他们塑造人们的生活环境，为社会进步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是一国人力资本中起到引领作用的部分，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目前来看，我国尚无法像美国一样依靠移民快速提升本国的人力资源比较优势，必须更多依靠本国教育，特别是以研究型高校为主体开展的拔尖创新人才教育来提高全社会智力资本。这就要求高等教育要更加主动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力培养拥护党的领导的基础学科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拥有一大批创新型青年人才，是国家创新活力之所在，也是科技发展希望之所在。为此，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教育部等六部门2018年联合出台了《关于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的意见》。意见指出，“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要通过选拔和培养拔尖学生，提升我国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综合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科学强国和文化强国。2020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同样强调，集中优势资源，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培养关键领域中的有用人才，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讲，为党和国家培养优秀人才，才能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人才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特征和作用更加明显，人才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从世界范围看，为应对不断加剧的全球竞争的挑战，许多国家都在大力实施青年拔尖人才的培养计划，并把拔尖人才培养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部署的高度。冷战时期，美国即以《国防教育法》（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为代表的一系列法案要求联邦政府为科学和数学拔尖人才培养提供资金，后又颁布一系列专门性政策持续推动拔尖人才培养，借此增加自身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力量，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也都有相应的计划、政策和资金来组织资优教育，如英国的资优教育专家中心（The Expertise Centre）、“资优教育计划”（Gifted and Talented），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的未来：资优教育国家倡议书》（Australian Future: The Education of Gifted and Talented Students）等。近年来诸多亚洲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也与蓬勃发展的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关系紧密。新加坡的拔尖人才整合计划（IP/GEP）、韩国的STEM创新计划等紧锣密鼓展开。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以美国为首的传统强国感受到它们的世界霸主地位受到威胁，从而试图对中国的发展多加阻挠。中美贸易争端持续升级，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以及贸易安全造成严峻挑战，“中兴之殇”和“华为之困”也折射出我国科技崛起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在当前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科技和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格局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目前，我国科技领域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卡脖子”技术突破主要依赖于基础学科的创新能力，而我国基础学科发展缓慢、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储备不足的现实，迫切提醒我们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一批有志向、有天赋的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力争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

纵观国内外形势，在经济飞速发展、国力日渐强大的今天，“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更有着迫切而关键的现实考量。国势之强在于才，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的重要指示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即将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基础上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因此，在我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有必要将党和国家的利益视作高等教育系统的最高目标，推动高等教育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适应社会需求变化，服务国家长期发展战略，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二）  哲学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这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目的。教育的目的是教育哲学中一个原初而重要的命题，它的统一事关高等教育的合法性问题，更可以整合教育实践中面临的种种方法论和路线冲突。约翰·怀特（John White）开创性地将教育的目的分为内在的（intrinsic）和外在的（extrinsic）两种，前者强调学生自身的价值，后者则认为在学生个体价值之外，同样应该关注学生的公民义务，以及教育对于国家政治经济方面做出的贡献。教育学家相信，人类对于高深知识的探索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本身，更因为教育对于国家和社会秩序的构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布鲁贝克将其概括为大学合法性的政治论解释，也即大学的责任在于对国家、社会和政治负责，知识生产的目的是更好地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教育的政治论哲学思潮由来已久，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都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将教育视作为城邦培养有用公民的手段。在中国，先秦儒家典籍《学记》中也存在类似的阐述，所主张的“建国君民”和“化民为俗”信念体现了教育的社会治理和政治教化功能。

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在现代社会方兴未艾。按照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的观点，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大学越来越多地肩负起民族国家对于它们的期待。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要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克尔认为，大学是国家发展和社会改革的工具，大学只有通过不懈的知识探索和知识传播，适应社会发展，保障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难题，才能从政府和公众处获得合法性地位。克尔将与周遭社会环境的和谐共生视作现代大学安身立命的基础，并认为大学在服务现代文明的方方面面中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一书的副标题为“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阐明了大学有必要利用自身的智力资源，承担某种社会责任。阿什比曾指出，大学必须满足两个生存的条件，分别为：足够稳定地保持其得以产生的理念，以及必须适应其所处的社会，满足社会的要求。对于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而言，德国教育家纳托尔普则指出，个人不可能成为教育的目的，而仅仅是教育的原料而已。

大学身处国家之中，必须依靠国家维持运行，也必须直面其对于国家社会的道德责任，使学生对社会问题予以关注和回应；大学有必要利用自身的智力资源，在社会中起到关键的引领作用。高等教育不可能放任学生处于绝对的“道德自由”之中，它必须抑恶扬善、加以引导，将拔尖学生塑造成为承担社会义务的合格公民。现代大学不可能是“象牙塔”，它必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场域中获得政治、经济等各种支持才能避免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在当代中国，教育被党和国家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教育政治论的观点在本质上认为教育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不可能独立于民族国家和社会；而高等教育正是在适应社会发展、服务国家需求的过程中确定其存在的合法性。

（三）  政治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具体到教育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党的旗帜下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离开了这一点，就会走偏方向。“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回答了“为谁培养人”这个教育的首要问题。教育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工具，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布鲁贝克曾指出，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哲学家都把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来看待，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深刻揭示了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政治属性，体现了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政治论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是最大的国家安全。不论教育发展到什么阶段、发展到什么程度，为党育人的初心不能忘，为国育才的立场不能改。

教育具有鲜明政治属性，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拔尖人才选拔和培养关注的重点也不局限于个体本身的能力和成就，还包括在各领域中体现的创新精神、谋求共同利益的同理心甚至为人类福祉而奋斗的情怀，而最为重要的是发挥青年拔尖人才在社会价值观念建设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旧殖民制度虽已基本结束，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奴役的后殖民活动却有增无减，新的“殖民主义者”通过文化霸权牢牢地统治着东方，奴役着东方人。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在美国继续世界文化霸权主义叙事的当下，帮助青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明确青年的使命担当事关重大。“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唯有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作为教育的初心和使命，方能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国家发展繁荣作出贡献。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被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既是民生又是国计；个人发展与国家繁荣存在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要引导学生将自我价值实现的个体目标与为社会和国家乃至全世界人民福祉服务的目标相统一。其中的关键是将能力培养和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的人格塑造同时纳入选拔和培养的各环节中。将国家贡献力和社会责任力贯穿于拔尖人才教育的全过程中，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心怀“国之大者”的拔尖人才。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国际上的诸多教育学家都将道德和社会责任作为拔尖人才的关键要素。对拔尖人才关注的重点也不局限于个体本身的能力和成就，更要关注为党、为国、为全人类培养建设者、引领者、改良者的责任。仁祖利（Renzulli）相信，在个人维度的智能因素之外，应当将精英人才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去理解，寻求学生个体自我完成与社会整体效益之间的统一，使个体与群体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一个真正的拔尖人才可以增加社会总资本，从而为整个社区、国家和世界造福。斯腾伯格（Sternberg）认为潜在的社会精英应该具有“智慧（wisdom）”，即具有一种家国情怀，为他人乃至社会所需考虑，对所处的社会和周围的人产生有益的影响。加德纳（Gardner）在《未来的五种思维》（Five Minds for the Future）一书中指出，全球化世界中的公民需要发展出五种特定的思维，除去三种与智力有关，还有两种与品格相关，即尊重（respect）和道德（ethics）。这两种具有重要的社会行为用途，强调人们需要提高包容度，将社会福祉置于个人目标和抱负之上。

首先，培养具备高尚品德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拔尖人才，对于人才自身、社会和国家都具有积极作用。在个人层面，社会道德与家国责任是拔尖人才面临复杂社会情况时的指向灯。在新千年，面对科学、技术、观念和文化的快速发展，抵制变化已几乎不再可能；相反，当经济发展造成新的社会冲突和道德困境，旧的秩序逐渐消散，先前的诸多预设已经不再符合当前世界的运行规律。当此时日，只有训练有素且拥有坚固内心道德律令的个体，对此变化才不至于茫然无措，而能适应时局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且做出明智的、对世界与后代负责任的选择。对于拔尖人才情况更是如此，不仅因为他们往往需要面临比普通人更迫切、更棘手、更复杂的道德难题，并且这些问题经常超越在过往世界经验范畴中曾经遇到的和给予明确答案的、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而且因为新技术和新文化的诞生、膨胀及其对社会秩序的扭曲而不受制于旧有的道德逻辑框架。拔尖人才比大众更多地暴露于这种问题之下，因此更加需要建构完备的自我道德约束系统来支持更复杂的权衡取舍。社会学家尝试定义责任感时，认为它意味着与他人分享自己，承担对自身和他人的义务，也意味着遵守基于人际联结所构成的行为准则规范。由此可知，道德责任是社会关系和人类群体行为的调节要素，它使人的自觉的个体选择和行为超越自身涉及的社会公域，使拔尖人才主动地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联系。能源、环境、人口及诸如此类的系列问题在新千年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任何一项的泛滥失控都将造成人类社会的崩溃瓦解和教育的毁灭。因此教育，特别是对拔尖人才的教育，不再是针对孤立个体的教育，而是针对整个共同体。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比我们所处的时代更加需要培养愿意投身联系日益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才。

其次，从国家角度而言，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里的“德”不单是指绝对中立的个人理性和道德，也包含存续于国家共同体之中的爱国主义情怀。伦理学家认为，个体与社群之间无法分割。麦金泰尔（Maclntyre）将道德视作在特定环境中的社会秩序。人在国家共同体内形成和维持道德，道德即意味着对共同体秩序的认同，因此道德必须被置于国家之中来理解，这使得爱国主义与道德观念本质上无法割离。拔尖人才应该葆有对本国价值观与成就的认同和热爱，这意味着对历史的敬意、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对未来的使命感。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而立德树人不仅要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更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国家的发展繁荣为己任，将“精致利己”的小我升华为“天下为公”、心系国家利益的大我情怀。这也体现了品德教育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观念的不可分割性。

最后，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拔尖人才在我国扮演着比其他国家更加重要的角色。长期以来，全球教育一直被批评为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为中心的学术殖民主义和学术民族中心主义，新自由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日益分化的高等教育分层、绝对中立且与政治无涉的价值判断在国际高等教育环境中成为主流。但中国依然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生发出一种不同于根植于中世纪欧洲大学传统且为现代美国所丰富的大学模式，它基于儒家学说整合出融合个人、集体、社会、政治、文化的全新的中国教养模式。这种带有浓厚新儒学特征的人才培养思路被马金森（Marginson）称为高等教育的“儒学模式”（the Confucian Model of higher education）。在该模式下，国家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有力的干预和监督，并将财政支持集中于顶尖院校。该制度通过公共投入和价值信念将高等教育系统与其所属的民族国家紧密相连，使得高等教育不仅有义务养育学生的德行发展，也有义务反哺于国家，因为高等教育机构本身就是作为国家战略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存续的，其中肩负拔尖人才培养重担的一流大学尤为如此。 

人才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青年人才是国家科技发展的希望所在。拔尖人才的价值定位最终要落实到对青年拔尖人才培养的路径。

（一）  坚持国家贡献力和社会责任力要素贯穿于拔尖人才选拔和培养实践中，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实现全程育人，需要将国家贡献力和社会责任力要素落实到拔尖人才选拔和培养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学界对于拔尖人才的选拔方式和培养路径多有讨论。斯滕伯格强调选拔将共同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大德之人。作为拔尖计划的起始环节，拔尖人才的选拔事关一个关键命题：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被称作拔尖人才、进入拔尖人才培养计划？这一标准直指对于拔尖人才的核心理解，只有遴选出具有亲社会思想的学生进入计划，他们的行为才不会与项目定位产生冲突。美国的天才儿童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Gifted Children，NAGC）强调学习过程的作用，特别强调学习环境应促进拔尖人才的个人和公民责任发展与领导力，明确表达了道德塑造在21世纪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意识到国家和社会责任感在拔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教育部从2010年“拔尖计划”的1.0版本到2018年“拔尖计划”的2.0版本，再到2020年的“强基计划”，特别加入了强化使命驱动、提升综合素养的新要求，指出拔尖人才选拔和培养实践应该引导和激励拔尖学生不仅着眼于个人创新能力和研究水平的进步，还要努力将自我提高和自我实现与祖国的发展繁荣相结合，力图解决国家乃至世界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并帮助中国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实现全方位育人，需要在课堂内外营造塑立爱国主义情怀和品德修养的良好环境，构建知识、能力、价值综合培养体系。第一，立德树人需要课堂内外协同配合。在课堂内，不仅应该提高思想政治课质量，也要在其他课程知识传授中创造性地融入思想道德教育。在课堂外，要为拔尖人才创设一个能够就种族、战争、权力关系、人类健康、气候变化和全球治理等问题自由讨论的具体情境，帮助他们辩证厘析和批判性审视个体内部、人际以及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激励学生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第二，立德树人需要同时兼顾扎实的知识基础、灵活的运用能力和鲜明的价值判断。习近平强调，青年要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以此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青年学生将广博的知识和深入的思考全方位结合，可以更好地对初心使命产生共鸣、对伟大复兴道路充满信心。只有当学生拥有了广博的知识并诉诸自身理性形成独立的判断，才能以批判性思维和学理推断产生基于思考和思辨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拔尖人才必须对世界和中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与社会结构怀有必要的知识和感情，才能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未来充满信心，并且怀着拔尖人才应有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脉搏，落实于实际行动之中。

（二）  对接国际拔尖人才领域的前沿研究范式和理论模型，充分梳理拔尖人才培养的国际前沿理论，建立全方位的拔尖人才研究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型科技人才结构性不足矛盾突出，世界级科技大师缺乏，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不足。我国的拔尖人才教育已开展了近40年，但目前在培养目标和具体环节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困惑。探寻拔尖学生成长规律，为他们提供符合身心发展的教育，仍然是政府和研究型大学培养创新拔尖人才的重点和难点。如何立足于国家的需要，对拔尖人才成长路径予以解析，明确其成长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和重要拐点，实现有效的培养和开发，迫切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天才的概念》一书中指出，尽管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在世界范围内不可胜计，但其中的大部分都草率地使用了过于简单的测量标准，而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

如何界定、选拔、培养拔尖人才已经在学界获得了广泛的讨论，但国内学者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拔尖人才的概念是复杂的：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拔尖教育领域经历了从对先天资质与后天养成不加区分的懵懂理解，到逐步梳理天才的构成要素、讨论要素间系统性的相互作用，最终关注拔尖人才时间维度上与环境复杂交互和心智成长成熟的漫长旅程。中国学界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探索过程中也需要对该领域的国际学术讨论做出回应，建立全方位的拔尖人才研究体系，发出拔尖人才研究的中国声音。特别是，对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和不同的个体发展轨迹，拔尖现象的识别应该是高度异质性的。因此，应建立全方位的拔尖人才研究体系。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拔尖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和指导思想，中国拔尖人才项目的管理者和学者们在充分与国际资优教育范式和研究方法对接、积极采用国际先进的研究模型的基础上，应该加强对拔尖人才通往卓越过程的一个或多个独立要素进行研究；要从全局和整体视角，结合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学习者特点，系统地研究不同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及优化途径，从而完善中国拔尖人才教育体系，为更好地解决拔尖人才选拔和甄别、教学和培训、职业和未来规划、心理压力疏导等问题提供有益指导。

（三）  在培养过程中，应探求适合我国国情和未来长期发展目标的培养策略，完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

“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拔尖人才项目实践既应该适应人才成长的自身规律，又要适应我国国情现实、社会结构和发展目标。我国目前的拔尖人才项目在教育供给方面，如项目规划、课程教学、教材选择、教师职业培养等方面缺乏系统设计和理论规划。拔尖人才是个体与环境互动发展的结果，从宏观上应探求适合我国国情和未来长期发展目标的培养策略，完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从微观上应为每个拔尖学生个体建立动态的发展路径，即为拔尖人才提供一套与其发展相匹配的培养路径。我国拔尖人才培养项目的选拔、培养和毕业生职业发展都展现出高度的同质化倾向，说明项目设计上未能充分释放学习者个性化的动态发展轨迹。在国际资优发展范式下，“拔尖”被视作一种动态发展的现象，而非与生俱来的特质。因此，只有为学习者提供持续和综合支持的拔尖教育实践，才能使人才作用最大化。辛普顿（Simonton）从表观遗传学的视角指出，即便是具备同样遗传天赋的不同个体，其天赋涌现和发展的时机与速度也是不同的。因此不能期待一个项目内学生的才华都以同样的方式出现，相反要允许个性化的成长轨迹。茨格勒（Ziegler）认为，拔尖学生必须被置于对其才能领域的动态适应中来理解和对待：个人与环境应该相互磨合，不仅是学生适应项目，项目也应该随着学生的成长和变化而调整跟进。当学习者的能力提升，环境也应该变得更加专业以适应他的成长需求，同时教师需要提供及时的反馈和指导。这些研究提醒我们，拔尖人才的发展要对学生从选拔到培养及就业施以持续的规划和反馈指导。这是一个完整的动态系统，需要具备一系列支持拔尖人才发展的互动要素，它不能仅仅停留在“发现”智商最高的天才，或是发展学生某一个或几个侧面而忽视其他侧面的阶段。茨格勒指出，天才的组成部分根本无法被解构，那种只发展某一项技能或是一种智能的机械论培养模式不可能取得好的结果。给予拔尖学生良好的持续支撑，确保人才鉴别—培养—就业的全程良性发展，才能将学生的价值实现目标与国家的宏观发展目标真正完美结合，将学生培养成国家未来建设的栋梁之材。

（四）  搭建全方位育人体系，加强拔尖人才专业能力、通用能力综合培养，塑造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

人才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一资源，这里的人才是视野开阔、基础扎实、专业精深的综合型拔尖人才。然而，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但通专结合、全面发展的拔尖人才数量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人才培养的质量与现实需求存在差距，拔尖人才的专业水平、创新意识及实践能力有待提升，特别是经济转型升级所需的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

高校应当构建包括课程、研究项目、国际交流与合作及社会实践等在内的全方位培养路径，支撑拔尖学生专业能力和通用能力综合发展。首先，课程是人才培养最核心的要素，要通过一系列高质量课程为学生建立通专并重的知识能力结构。从长远角度说，全球化时代的拔尖人才应该具有广博的学识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能够就人类共同关切问题的解决贡献力量。在当代学界，拔尖人才的定义标准已不再被拘泥于单一的维度，学术能力、创新创造能力、领导力、艺术或体育才能等都逐渐被纳入考查拔尖人才的范畴。费尔德曼（Feldman）指出，目前学界对于“天才”的理解早已超越了对于智商的片面追求，并认为通用性智能（general intelligence）和专业领域相关智能（specific intelligence）是两套并行的系统，同样重要且极有可能产生交互、彼此增益。未来我国高校应当通过高质量的通识课程，培养学生文理渗透、中西贯通，形成整体的知识观，同时通过高水平的专业课程培养学生特定领域的知识技能。其次，通过本科生科研项目、毕业论文以及科研助理等方式推动拔尖学生开展原创性研究工作，将各种知识能力技能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在具体实施环节，学校应当致力于拔尖学生培养的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多样化的拔尖人才培养模式。例如，探索书院制以及本硕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选拔有意愿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的拔尖人才早日进入科研团队，保证学习研究的连贯性，以及与导师学术交往的密切性；探索协同育人模式，依托国家科技计划，在国家战略布局的重点和重大研究领域，鼓励学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早进团队，为学生攀登学术高峰搭建平台。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培养拔尖人才的国际化能力。在全球化时代，拔尖人才是具有国际对话能力的人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必须拓宽他们的国际视野，增强他们的国际竞争能力。高校可以通过为拔尖学生提供文化浸润式体验课程、海外学习/科研项目以及海外实习等，推动学生参与国际交流，使拔尖人才具有正确认识中国特色、进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的能力。

（五）  破除静态单一的拔尖人才评价标准，完善符合我国高校建设需求的评价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拔尖人才评价必须从重成果向突出创新能力转变、向多元化分类评价转变。健全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应该充分正视和尊重拔尖人才的个体差异和学科差异，推进人才分类评价，坚持共通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水平业绩与发展潜力相结合，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健全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更应该充分扎根中华大地，深刻参考历史民情，理解“双一流”建设使命，理解国家和社会需求，与国家高等教育长期规划步调一致，全面客观地识别可以对国家长期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

拔尖创新人才是国家创新之源，是国家赢得未来发展的战略优势之基。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以来，中国进行了持续的拔尖人才教育实践，培养了一批批具有卓越研究素养和学术能力的青年。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教育界更要肩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历史使命，把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堪当大任的优秀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用全方位、多角度、先进科学的路径培养一大批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拔尖人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理想作出贡献。“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我国拔尖人才教育的最高使命，指导着学生的道德观和义利观塑造，引领着个人星火汇聚成时代洪流。我国拔尖人才培养的管理者和教育实践者应当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的指导下，深入关注和思考这一涉及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根本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