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的发展建设事业中具有特殊地位。这一特殊地位在客观上赋予了中共党史党建学鲜明的特殊性，并且集中体现在学科定位、学科使命和学科属性三个方面。

（一）学科定位的特殊性

学科定位与现实议题密切相关，它在回应现实需求和期望的同时也随着现实需求、期望的变化而不断优化调整。对于中共党史党建学来说，有学者指出：“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设立并不是党史学科和党建学科的简单重组，而是基于历史发展、时代使命和现实之需而建立的一个新的学科。”自中共党史党建学设立以来，它就以党的理论为指导、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需要为方向，展现出党史党建姓“党”的鲜明属性。因此，“建立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首先，中共党史党建学是关于党的领导的学科。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首要历史经验。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归根结底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就是一部党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列宁曾指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把各不相同的人从组织上联系起来。”因此，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党的领导，首先是研究党如何更好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如何始终保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实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此外，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党的领导，还要研究如何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提高党的领导效能。早在1933年，毛泽东在加强革命根据地经济事业建设和经济战线运动的过程中，就认识到改进领导方式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们的领导方式不对，不能采取各种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成效，使我们各项工作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习近平也多次强调：“要适应不同领域特点和基础条件，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因此，中共党史党建学要着力探索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的方式和路径，切实为提高党的领导效能提供学术保障。

 其次，中共党史党建学是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学科。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要求我们党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一关系决定了中共党史党建学必须在学理层面服务于全面从严治党这一伟大事业。对此，中共党史党建学需要从两个方面着力：一是深入研究管党治党实践。全面从严治党本身就是管党治党实践的产物，而管党治党实践中又蕴含着全面从严治党的规律，要通过调查研究、理论分析、比较研究等方式深化对管党治党实践的研究。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研究管党治党实践，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分析，正确把握掩盖在纷繁表面现象后面的事物本质，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二是深入研究党的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故“必须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为此，中共党史党建学应该坚持问题导向，不断从党的自我革命实践中发现真理，通过自我革命实践证实和发展真理，用真理性认识发现问题、修正错误、纠正偏差。

 最后，中共党史党建学是关于总结经验、面向未来的学科。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早在1926年，蔡和森就指出：“知道中国革命及我党要如何发展及其发展的道路如何，故须明白我党的历史”，合格的党员“必须亲切地深刻地知道党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的重要作用，他强调：“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就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着力：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党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党的历史既面向过去，又指向未来，其中蕴藏着宝贵的知识和经验，能够为党的建设提供弥足珍贵的精神滋养与实践指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历史地，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二是从党的建设伟大实践中总结经验。列宁指出：“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前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在国内生活的各方面实现直接改革，后一时期的迫切任务是总结经验。”习近平也多次强调：“应该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集思广益，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寻找思路、升华思想、获取动力。”因此，中共党史党建学要善于在复杂的历史史实和党建实践中，总结经验、提炼规律、指引未来。

（二）学科使命的特殊性

 学科定位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共党史党建学在学科使命上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它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实践结晶，是开展党的领导与建设活动、总结经验以及指导未来的依据和载体，对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管党治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中共党史党建学肩负着政策逻辑的学理化阐释、政治话语的学术性表达、政治理论的体系化建构的重要使命。

 第一，政策逻辑的学理化阐释。“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革命事业和国家建设的每一个进步都有赖于党的政策的指引。党的政策凝聚着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在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纲举目张的作用。每一个政策的背后都蕴含着我们党对当时所处形势的判断，体现着党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反映着党的行动逻辑。因此，对政策进行学理化阐释的实质，就是将这些政策背后所体现的“事物的根本”和包含的“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以理论的形式表达出来，把握其中的逻辑脉络，从而展现出政策的“与时俱进性”和“实践指导力”。学理化阐释需要中共党史党建学将那些特殊的、具体的内容上升为普遍的、具有一般性的理论，从而在为世界提供既有鲜明中国特色，又有宽广高远的世界眼光和深厚博大的人类情怀的新道路、新理论和新制度的同时，打破西方的价值独断、理论专断和制度垄断，树立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典范，“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第二，政治话语的学术性表达。“政治话语是社会政治生活的语言表达”，党的政策和党的理论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政治话语为表达载体。政治话语指明了党和国家发展建设的政治方向，展现着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政治实践进展，传递着党的价值取向。但是，当前我国的政治话语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学术性表达的困境，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解决这一困境，中共党史党建学需要及时吸收政治话语中的概念表达，用学术性的语言阐释好政治话语背后的“道”与“理”，界定好相关概念范畴，诠释好实践价值和时代意义，实现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换，从而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彰显原创性和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与专业性的学术话语，最终形成一套能够解释中国共产党治理逻辑，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的学术话语体系。

 第三，政治理论的体系化建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完成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时代规律、回答时代课题的过程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并形成了一系列兼具科学性、时代性和指导性的政治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这些政治理论内涵丰富、逻辑严密，具有理论逻辑的内在统一性、思想内容的先后顺承性、价值向度的根本一致性，包含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蕴藏着中国之治的密码。中共党史党建学需要提炼这些政治理论的内在逻辑，找到贯穿其中的主线，挖掘其原创性观点，甄别出主干性内容与枝干性认识，实现政治理论的体系化建构，从而为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广泛共识、理论武装头脑、科学指导实践贡献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智慧。

（三）学科属性的特殊性

 中共党史党建学在学科属性上的特殊性表现为它的跨学科性质。有学者指出：“党史党建学科就其整体来说确实很难归属于这几个一级学科中的任何一个学科，而是一个跨多个一级学科的、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相对独立的一级学科。”其中，“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中共党史党建学本身是从历史学和政治学当中生发而来的，与这两个学科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领域和党的建设的相关内容也随之改变，因此中共党史党建学也会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与其他学科产生必要的交流和交叉。

 首先，中共党史党建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学科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共党史党建学提供了理论依据，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根”和“魂”。习近平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其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共产党建党理论和党建学说为中共党史党建学提供了最根本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研究内容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旨向为根基。以前者为例，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品质，而如何确保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则是中共党史党建学需要回应的理论命题；以后者为例，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价值取向，而中共党史党建学应该成为一门研究如何让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学科。

 其次，中共党史党建学以历史学和政治学为重要参照。从直观上看，中共党史党建学包含中共党史研究和党的建设研究两个方面。而中共党史研究和党的建设研究则与历史学和政治学密切相关——“中共党史研究以史为基，其本质上有着历史学的根本属性，史实探究是研究不可或缺的维度”，历史性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在规定性，中共党史研究需要以历史学理论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本学科的参照；党的建设研究属于政党研究的组成部分，它需要政党政治理论、政党建设理论、政党研究方法论等政治学研究范畴的理论支撑。正如有学者所言：“政治学为党建学科提供了理论渊源、学术滋养和方法论借鉴……调整到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后，仍应当继续借鉴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推动学科的学术化发展。”以历史学和政治学作为重要参照，就需要中共党史党建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吸收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具有学科特色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开创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教学、研究新格局。

 最后，中共党史党建学以其他相关学科为重要补充。在社会发展新潮流的驱动下，社会公共治理领域不断由传统迈向现代、由单一走向多元。而“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范围会随着社会公共治理领域的拓展而扩大，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研究内容自然应当与党的领导范围同向变化。从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到党的二十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共党史党建学所要交叉整合的学科范围也从法学扩展至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等多个领域，因此，中共党史党建学需要在充分吸收相关学科成果的基础上，实现对本学科知识体系的补充。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吸收其他学科的有益内容时，中共党史党建学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不能因关注其他专业的知识、方法而失去自身特色，因此要把握好本源知识与补充知识之间的关系，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如果说特殊性赋予了中共党史党建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殊标识，那么一般性则重在强调该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相通之处。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一般性，具体表现在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知识体系的整体性和研究范式的同向性三个方面。

（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复杂性，作为社会科学的中共党史党建学相应地也呈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特征。研究对象的复杂性首先表现为研究对象的相对重合性。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但学科间的研究对象并非完全独立，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关联性使得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间具有重合的可能。不同学科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共同或相近的研究对象，它们只是在研究方法、理论预设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共党史党建学也不例外，它以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与发展、内部关系与内外关系、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为研究对象，这就涉及多个学科。比如，“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纵向学科，是近现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史”，因此，中共党史本身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从而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重合。而党的建设涉及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等多个方面，从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纪检监察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有重合之处。

 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其次表现为研究对象的自我指涉性（self-reference）。与自然科学将客观的自然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不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内在于”研究内容（subject matter）当中。它从两个层面表现出来：其一，社会科学不仅研究社会现象，还研究以阐释社会现象、社会规律为内容的社会科学理论，而理论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其二，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现象也不是纯粹的社会现象，而是人化了的社会现象，是人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下有意识地实践的结果。自我指涉性是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中的普遍共性，它的存在使得社会科学对其自身的知识生产具有依赖性。中共党史党建学即呈现鲜明的自我指涉性：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等本身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历史发展、共产党实践规律的科学总结，而这些理论本身又是本学科的研究对象，需要不断结合现实的、时代的要求对其作出新的诠释和补充；二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的党史现象和党建现象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产物，而作为党史、党建现象本源的中国共产党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物。这种自我指涉性要求中共党史党建学应当兼顾理论与实践，及时将指导党的实践的创新理论纳入自身的研究范畴，从而不断充实学科知识体系。

 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最后表现为研究对象的价值性。社会科学并非与价值无涉，一方面，任何社会科学都有其服务的阶级主体，阶级主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会潜移默化地凝结进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当中，构成本学科的价值导向。因此，“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也直接将价值作为研究对象，对价值现象、价值内涵、价值判断等内容进行研究。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价值性表现在三个维度：其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使得人民性成为其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定性；其二，上述价值的内在规定性确定了一套价值判断标准，为评判党史人物及现象和党建实践提供了统一的价值尺度；其三，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和价值观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党史党建学承担着阐释、研究、赓续精神谱系和价值观的重要使命。     

（二）知识体系的整体性

 学科建设最终要落脚到知识体系，研究对象的重合性使中共党史党建学不能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知识之外，需要在借鉴或共享其他学科知识的基础上完成本学科的知识体系建构。整个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学科知识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壁垒。社会科学自身的持续性和系统性特点也“要求知识之间具有牢固的支撑关系……这种‘牢固支撑’不仅来自具体的经验，也来自经验和理论的系统性关联”。所谓联系具有普遍性，社会科学研究对象间的普遍联系让经验和理论间的此种系统性关联成为可能。尤其是近些年来专业划分的精细化更凸显了知识间的关联与支撑关系——原本同一性的知识体系被拆分为若干分散的、独立的新体系，学科间的知识边界不再明晰，逐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性知识体系。中共党史党建学便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因此它的知识体系不可避免地会呈现整体性特征，这种整体性具象为党史研究中的“大历史观”和党建研究中的“大党建观”。

 其一，“大历史观”是历史知识体系整体性的反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党史研究要坚持“大历史观”，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大历史观”要求从联系的、全面的、整体的历史中分析党史，在历史的发展与演变的一般规律中认识党史。党的历史事件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而促成历史事件发生的条件和背景是人类历史进程和时代潮流的“大气候”与特定历史时期内某些人物、事件等“小气候”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在研究改革开放时，既要关注到邓小平、万里等关键人物的作用，也应当关注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中美关系趋于改善等国际大背景。这就要求中共党史的研究必须依据历史事件所处的历史方位，在把握重要历史节点的基础上，用历史长周期的观点研究问题，关照过去、现在和未来。要做到这点，没有整体性的历史知识体系是无法实现的。实际上，党史知识本就是从历史知识体系的整体中独立出来的分支，“大历史观”将中共党史置于人类文明的全部历史之中，其实质是对历史知识体系整体的复归。

 其二，“大党建观”是党建知识体系整体性的反映。“所谓大党建观，就是要突破传统的党的自身建设局限，从党的领导、党的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与发展、党的事业发展等相辅相成的高度来认识党的建设。”这需要将研究视野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领域转向更为宽阔的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等提升治国理政能力的新高度。视野的拓宽意味着更为广阔和多元的知识支持，如果缺乏对经济、文化、社会、法治、生态等领域基本规律的掌握，就难以科学地完成领导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任务。此外，党在领导人民开展上述建设的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凝聚在本学科的知识体系当中。因而，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知识体系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基础上，围绕党的领导、执政和建设需求，构筑起的横跨中共党史党建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及其他关涉党的领导领域在内的整体性知识体系。

 “大党史观”与“大党建观”的结合，不仅有效实现了党史党建知识体系的“交融和整体性规划”，而且实现了社会科学知识的整体性、系统性耦合。但知识体系的整体性并不消融中共党史党建学自身知识体系的独特性，“整体”与“独特”都是相对而言的，当今学科间已经呈现水乳交融的状态，难以划定严格意义上的学科界限——“整体”的知识与“独立”的知识均存在于体系当中，并将呈现继续融合的态势。当然，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知识间的吸收融合要坚持主次明晰原则，始终将党史党建学的“专属”知识作为主流和枝干，而以其他学科的支流、枝叶补充之，从而在积极借鉴吸收其他学科最新成果的基础上保持本学科的独特性。

（三）研究范式的同向性

 范式是某学科针对某一共同的问题导向，在相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之下所形成的研究模式与研究进路，其本质是“共享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或集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具有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以及系统性与专业性的特点。这三重特点决定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中共党史党建学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范式上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同向的。

 第一，按照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的要求，融通各种资源，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积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立足全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十分注重融通古今中外的一切有益资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国外社会科学资源。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一范式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研究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中共党史党建学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自身建设和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产物，是中国独有的并且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着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展现着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学科。因此，在研究范式上，中共党史党建学十分注重立足中国本土实际、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同时又研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第二，按照体现原创性与时代性的要求，坚持问题导向，面向时代、守正创新。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中国问题的独特性决定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性，关注中国社会，研究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回应时代议题、面向时代课题、聚焦时代难题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攻方向。上述研究内容既无法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中找到答案，更不能照抄照搬其他国家建设发展的理论、道路和制度，而只能在实践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形成具有原创性和时代性、彰显主体性的新理论。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建设等专业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不少智力支撑。在新时代，中共党史党建学将进一步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继续提供新观点新思路，实现守正创新。

 第三，按照体现系统性与专业性的要求，贯彻系统观念，革故鼎新、博采众长。“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系统观念即“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以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它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也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一者，中共党史党建学将制度、事件、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之下，把握事物的历史性与历史逻辑，通过纵向比较分析，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即“运用逻辑揭示历史，用历史验证逻辑”；二者，中共党史党建学注重事实之间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各种关联，从各要素以及要素间的联系中以归纳、演绎等方式获得真理性认识。此外，系统观念还要求“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知识体系的整体性也需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积极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从不同的学科中博采众长。而中共党史党建学的跨学科属性、“大历史观”和“大党建观”都展现了它在知识体系上的革故鼎新和博采众长。

 知识体系是学科建设的核心内容，学科特殊性和一般性最终要呈现在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当中。建构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知识体系要有大格局、大视野，因此，中共党史党建学要在明确学科定位、学科使命和学科属性等特殊性的基础上，兼顾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式的一般性需要。一般来说，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由“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四者构成，因此，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也应该按照这一模式建构。

（一）构筑本体论知识体系

 亚里士多德认为，“于认识而论，我们对每一事物之充分认识必自本体始”，“同一门学术应该阐明本体”。所谓本体，是指事物“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相应地，本体论（ontology）也就是关于事物“是其所是”的学问，它是阐明事物性质、本质、属性、范畴等方面的学说。本体论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的基础，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均依托于本体论，因此确定好本体论知识体系尤为重要。

 社会科学的本体论知识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学科本体论，二是研究对象本体论。据此，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本体论知识体系也应当由这两部分构成。学科本体论是关于中共党史党建学是什么学科、要研究什么内容的知识范畴，主要围绕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属性、历史渊源、基本概念、基础理论、使命任务等方面建构知识体系。研究对象本体论是关于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三类研究对象的本体论知识范畴，即党的本体论范畴、党史本体论范畴和党建本体论范畴。因为中共党史党建学归根结底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学科，因此在党的本体论范畴上，主要围绕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干什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这三个核心问题，就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初心使命、阶级属性、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组织构成、基本原则等方面建构知识体系；党史本体论聚焦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发展、党领导人民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和伟大成就、百年奋斗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历史人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发展历程等，结合党史理论、党史史观等内容构建知识体系；党建本体论则应当覆盖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党建学说、新时期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方略、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等内容，以及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各项具体建设内容。

（二）建立认识论知识体系

 认识论（epistemology）是关于认识来源、认识能力、认识形式、认识过程和认识真理性问题的知识范畴。对于中共党史党建学来说，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其构建认识论知识体系的根基。建立中共党史党建学的认识论知识体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力。

 其一，建立知识更新和反馈机制。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因此，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知识体系必须随着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实践和自身建设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由于认识客体的不断发展和认识主体的历史局限性，这一知识体系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同时，通过建立完善的知识更新机制和知识反馈机制，中共党史党建学才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实践中检验原有认识的真理性并获取新的知识。

 其二，完善知识认知理论体系。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主体通过实践认识世界，因此认识无法脱离作为认知主体的人而单独存在。但传统的认识论“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同个体因其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和个人身份的不同，对同一知识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中共党史党建学的认识论知识体系要根据不同类型主体的特性、认识能力、认识视角等差异，形成一套针对不同主体的认知模型、认知行为理论、知识教育理论、认识过程论、认识形式论、论证推理论等知识范畴和理论体系。

 中共党史党建学具有“资政育人”的重要功能，而其认识论知识体系是实现这一功能的坚实基础。一方面，中共党史党建学能够从党的领导和建设实践中提炼经验、总结规律，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丰富的知识储备；另一方面，通过知识认知理论体系，中共党史党建学能够不断丰富教育宣传手段、创新教育宣传模式，提高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在各种思政教学场景中的教育质量和效果。

（三）归纳价值论知识体系

 在哲学中，“价值”这一概念主要描述了客体对主体的意义，体现了主客体之间以主体标准为衡量尺度的关系状态，“‘价值’这一哲学概念的内容，主要是表达人类生活中一种普遍的关系，就是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变化对于主体人的意义”。因此，价值论（axiology）作为社会科学独有的研究现象，是关于主体应当以何种标准去衡量客体，以及客体对主体有何种影响的知识范畴。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价值论知识体系关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方方面面。

 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指导思想和精神谱系等都蕴含了党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这些价值性内容不仅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做什么等问题，还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为什么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什么要坚持自我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认识论层面，不同主体价值观的差异决定了他们的价值认同各不相同。譬如，一般而言，党内主体在价值观上具有一致性，但如何进一步统一全党意志、回应个体间在认识上的差异需要价值论的指导。而党外主体具有价值观的多样性，党内价值如何与他们的多元价值观相融合、引导他们向党的价值观靠拢，也离不开价值论的引导。

 因此，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价值论知识体系应当包含价值论本论和价值运行论两方面的知识。价值论本论是关于党内价值本身存在和发展的知识范畴，如党的价值追求、价值位阶、价值冲突与整合、价值发展与创新等。而价值运行论关注党内价值如何影响个体行为，特别是如何将党的价值融入党的建设和领导活动中，以更好地发挥其在凝聚党心民心中的作用。通过构建和完善价值论知识体系，我们党可以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引领社会价值的形成和发展，并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价值论知识体系也有助于让更多人理解和认同党的价值观，增强党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与凝聚力。

（四）整合方法论知识体系

在学术领域中，方法论（methodology）被视为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理论工具。学科的方法论知识体系作为学科研究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本学科研究的基本方法。“作为最具中国特色，最能彰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法论的学科之一”，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方法论首先应当“学习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优势和最新研究成果，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方法的认识和理解”。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唯物辩证法为根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不断丰富发展，从实事求是法、矛盾分析法、实践检验法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思维和坚持胸怀天下的“六个必须坚持”，都是中共党史党建学方法论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

 此外，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的一般性共同决定了它必须吸纳和借鉴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来补充自己的方法论知识体系。社会科学以历史研究、本体研究、实证研究、规范研究、事实研究等为基本方法，以归纳法、比较法、抽象法、综合法等为主要手段。历史研究法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要求将制度、事件和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通过纵向比较，深入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逻辑揭示历史，用历史验证逻辑”；本体研究法则聚焦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初心使命等核心问题，为党史党建研究提供基础支撑；实证研究法强调只有通过观察和经验积累，才能获得可靠的知识；与此相对，规范研究法则更注重从规范本身出发，通过解释和思辨的方式深化对事物的认知。

 正是在上述两类方法论的范式支撑下，中共党史党建学才得以从学术层面完成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类知识体系的建构。从这一层面上说，作为研究和认知手段的方法论知识体系，其科学和完备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学科知识体系的科学度与完备度。因此，方法论知识体系必须“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是维护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性的根本要求”。

 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成立，为党史、党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良好的机遇。习近平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学界要时刻谨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立足党史党建实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建设和研究之中，加强对学科知识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从党史与党建实践中提炼学理，积极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为党的理论创新积聚理论滋养，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更大的学术贡献。